这是一首反映贵族女子伤春情态的小调。运用正面描写、反面衬托的手法，着意刻划出一颗孤寂的心。
上片首句写人，“髻子伤春慵更梳”似是述事，其实却是极重要的一句心态描写：闺中女子被满怀春愁折磨得无情无绪，只随意地挽起发髻懒得精心着意去梳理。接下来两句是写景，前句“晚风庭院落梅初”中的“初”字用得极工巧，它使得写景之中又点出了季节时间：习习晚风吹入庭院，正是春寒料峭经冬的寒梅已由盛开到飘零之时。春愁本就撩人，何况又见花落！后句“淡云来往月疏疏”写淡淡的浮云在空中飘来飘去，天边的月亮也显得朦胧遥远。以“疏疏”状月，除了给月儿加上月色朦胧、月光疏冷之外，仿佛那还是一弯残月，它与“淡云”、“晚风”、“落梅”前后相衬，构成了幽静中散发着凄清的景象，完全和首句渲染的心境相吻合。上片运用了由人及物、由近及远、情景相因的写法，深刻生动。
下片通过富贵华侈生活的描写，含蓄地反衬伤春女子内心的凄楚。前两句写室内陈设极尽华美“玉鸭熏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镶嵌着美玉的鸭形熏炉中，还闲置着珍贵的龙脑香，懒得去点燃熏香；织有朱红的樱桃花色的、覆盖如斗形的小帐低垂，上面装饰着五色纷披的丝穗。这里主要写室内的静物，但也有心情的透露，如“玉鸭熏炉闲瑞脑”中的一个“闲”字，不就闪现出女主人公因愁苦无绪，连心爱的龙脑香味也懒得闻嗅了吗！结尾是一个问句“通犀还解避寒无”，句中的“通犀”指能避寒气的犀角，名“辟寒犀”，据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开元二年冬，交趾国进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请以金盘置于殿中，温然有暖气袭人”，该句意思是说：试问这只金灿灿的辟寒犀角，现在还会不会再把温暖宜人的气味释放出来？句中“还解”的一个“还”字点出了这样的内容：往昔之时，这只犀角曾尽心尽意地为男女主人布温驱寒；而今伊人远去，天各一方，犀角有情也应感伤，你到底还知道抑或忘记了为孤独的女主人避寒的使命呢？词人假借向犀角的设问，进一步刻划词中人触物伤情多愁善感的性格，也使句意曲折婉转、摇曳生姿，好似在微波细纹的水面上，又激打起一圈向周边渐渐扩展的涟漪。
该篇在写作技巧上的特点，值得加以强调的当推：炼字维妙，不着雕痕；未画愁容，愁态毕现。
这虽然是一首以写景为主的词。但开头两句却是意味深长的低慨叹。“韶华“和“秋声”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韶华”是“过眼”的韶华。而且是“何处也”；“秋声”是“萧萧”的秋声，而且是“又是”的再一次到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春去秋来本是自然的规律，但春天为什么总是那么虚幻那么短暂，而秋天为什么总是那么现实那么难以逃避。这两句，以极简洁的笔法拉开了“悲秋”的序幕。
“极天衰暮云平”和王维《观猎》的“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有些相似，一样是诗中有面。那画面的下部是枯黄色的无边衰草，上部是暗红色的一天乱云。夕阳染红了地平线上的云彩，从云层缝隙中洒出的霞光给那“一塔”和“孤城”的剪影勾出金色的光圈。这是一幅很有气势的横幅画面。“斜阳漏处，一塔枕孤城”，那“漏”的金光云气、“枕”的居高临下、“一塔”和“孤城”的肃静沉寂，在秋的荒寒和暮的昏暗衬托之下，透出了一种庄严肃穆之美。天地的寥廓，愈发衬托出人的渺小；天地的永恒，愈发衬托出人的无常。王国维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独寂寞——“独立荒寒谁语”。这一句在这首以写景为主的词中，是意味深长的。“谁语”，是“向谁诉说”。显然作者有许多要说的话，但实际上却一句也没说。因为这里并没有一个理解他和倾听他的对象。他只是回过头来继续写眼前景色，于是这些景色突然之间就似乎有了一种“造境”的迷离恍惚之致。
“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两句，在格律上有些问题。按照格律，此一体的《临江仙》下片重头，也应是前边七个字后边六个字，如魏虔取《临江仙》上片开头曰，“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下片开头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平仄格式完全相同。而王国维这首词上片开头是“过眼韶华何处也，萧萧又是秋声”，下片开头却是“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这是不合格律的。在《人间词》中，不合格律的地方并非只有这一处。
“蓦”字强调一种突然产生的感觉。“宫阙峥嵘”，是指“孤城”中的“宫阙”。它虽然在红墙和烟雾的笼罩之中，似乎有些虚无缥缈，却仍然显得高峻伟岸。而且，夕阳的那最后一点光线始终在宫阙“最高层”徘徊不去，似有依依难舍之意。这首词的上片和下片都是远望，都写到斜阳下的景色。但比较而言，上片的写景是比较客观的。而下片的写景则展开联想。“宫阙”、“红墙”、“高层”这些词语涉及到一个王朝。而那“红墙隔雾未分明”，一方面是说红墙和红墙中的宫阙看不清楚，一方面也可以说红墙中的某些事情外边的人粉不清楚。比如，穷途末路的大清王朝还有没有转机，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这一切，当时都在未知之数，所以是“未分明”。至于那“最高层”的宫阙，它可以象征皇帝，可以象征清王朝，但也可以象征作者的某种理想。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