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第一首开头二字为题，与“无题”诗同类。此首以仙女喻入道的公主，从居处、服饰、日常生活等方面，写她们身虽入道，而尘心不断，情欲未除。
首句“碧城十二曲阑干 ”写仙人居地。碧霞为城，重叠辉映，曲栏围护，云气缭绕，写出天上仙宫的奇丽景象。次句“犀辟尘埃玉辟寒”写仙女们服饰的珍贵华美 。
接着写仙女的日常生活，第二联把仙女比作鸾鸟，说她们以鹤传书 ，这里的“书”，实指情书。鸾凤在古代诗文中常用来指男女情事，“ 阆苑”、“女玉”亦与入道女冠关合。此联与首二句所写居处服饰及身份均极其高贵，应为贵家之女。
第三联“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面上是写仙女所见之景，实则紧接“ 传书”，暗写其由暮至朝的幽会。“星沉海底”，谓长夜将晓之际；雨脚能见，则必当晨曦已上之时。据宋代周密《癸辛杂识》引《荆楚岁时记》载，汉代张骞为寻河源，曾乘槎（木筏）直至天河，遇到织女和牵牛。又宋玉《高唐赋序》写巫山神女与楚怀王梦中相会，有“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之句。可见，诗中“雨过河源”是兼用了上述两个典故，写仙女的佳期幽会事。因为仙女住在天上，所以星沉雨过，当窗可见，隔座能看，如在目前。
末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上联隔座看雨，天色已明，情人将去，所以结联以“晓珠”紧接上文，意思是说，如果太阳明亮而且不动，永不降落，那将终无昏黑之时，仙女们只好一生清冷独居，无复幽会之乐了。反过来，如果昏夜不晓，即可长夜欢娱而无尽头。诗用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方法，表现仙女对幽会的留恋不舍，难舍情缘。
此诗通篇都用隐喻，写得幽晦深曲。本来是写人间的入道公主，却假托为天上的仙女；本来是写幽期密约，表面却只是居处、服饰和周围的景物。诗人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出，而是采用象征、暗示、双关、用典等表现方法，乍一读去，似觉恍惚迷离，难明所指。然而只要反复体味，仍能曲径通幽，捕捉到诗的旨趣。此诗想象极其丰富，把场景安排在天上，将道教传说和古代优美神话引入诗中，不但很好地表现了诗的主题，而且使诗显得极其瑰伟奇丽。尤其是第三联，设想之新奇，景象之壮美，用典之巧妙，词意之幽深，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