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引出太后爱燕后的话题。女儿远嫁，长期不见，而出於一个君主的威严又不能提起，这是一个母亲埋在内心的隐痛。有人提起，对太后是个释放郁结的机会，当然也愿意听了。左师说起燕后远嫁，太后曾为她“泣”“哀”“思”，可每到祭祀却祝：“必勿使反。”借此提出“父母一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命题。然后把太后为燕后长远打算的爱与为長安君短浅计议的爱作比较，并由远及近的提出帝王的子孙不是都不好，而祸及其身是因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無勞”所致。最后直指“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话说到这里，太后已心服口服了。左师劝谏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俩在長安君质齐问题上达成共识，心与心在同心点上重合了。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恣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尴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触龙的攻心术，使趙太后从抵触到对撞再到接纳最后到契合，始终未提長安君质齐这个话题。可听了触龙一席话后，太后主动要求触龙派遣長安君使齐为质。看似无心插柳，实是以情一动人，这就是智者的风采与魅力。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其中“运交华盖”是说生逢豺狼当道的黑暗社会，交了倒霉的坏运。“欲何求”、“未敢”都带有反语的意味，是极大的愤激之词，反衬出当时国民党统治者的残暴，形象地描画和揭示了一个禁锢得像密封罐头那样的黑暗社会，概括了作者同当时国民党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表明他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不抱任何幻想，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极端蔑视和无比的憎恨。由此衬托无产阶级战士不畏强暴，碰壁不回的革命精神。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其中“闹市”喻指敌人猖獗跋扈、横行霸道的地方。“中流”指水深急处。这联用象征的手法，讲形势非常险恶。作者在“破帽"与“闹市”， “漏船”与“中流”这两不相应且对立的事物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过”和一个“泛”，再一次形象地表现出作者临危不惧、激流勇进的战斗精神，衬托出革命战士在险恶环境中是何等的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这两句诗流露出诙谐、乐观的情趣，表现出寓庄于谐的特色。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全诗的核心和精髓，集中地体现出作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前四句叙写处境和战斗行动，这两句揭示内心深处的感情，把全诗的思想境界推到了高峰。这两句诗，表达作者对人民的强烈的爱和对敌人的强烈的憎，表现了作者在敌人面前毫不妥协，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这句是全诗主题的集中体现，也是作者感情表达的最高潮。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小楼”是作者居住的地方。“躲进”有暂时隐避下来的意思。 “躲"字，融合着巧与敢的双重意味。前一句十分风趣地道出了作者当时战斗环境的特点和善于斗争的艺术，反映出作者自信、乐观的心境和神情。后一句写无所畏惧、韧战到底的决心。这就把前一句的战斗内容揭示得更加鲜明，使寓庄于谐的特色表现得更加突出。既表明作者不管形势怎样变幻，前途如何艰险，决心为革命坚持不懈地斗争，又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的辛辣讽刺。这一语双关的结尾，增强了本诗的主题。
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是作者鲁迅从自己深受迫害，四处碰壁中迸发出的愤懑之情，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形象地展现了作者的硬骨头性格和勇敢坚毅的战斗精神。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