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如云团一般的烟雾冉冉升起，缓缓流动笼罩着清澈的江湾，花草的香气溢满东西两岸。官上缴官家的租税只按九成办理征收。在这好时节正好去游玩，乘船到那渡口，你追我赶，然后把鱼虾野味准备好，做一桌丰盛的野餐，杯盘摆得满满的，饮宴欢庆，忘掉了生活的忧愁、艰难。
注释
绿云：此指烟霭汇聚成的如云烟团。
冉冉：上升貌。
官课：指上缴官家的租税。
九分办：免去一分赋税，按九成办理征收。
厮追攀：相互追赶、招呼。
以调侃的语气写政治讽刺诗，读来虽感幽默风趣，却令人倍为心酸，这首绝句的特色就在于此。
诗人没有青衫穿，这样讲当然是到了超越现实的程度，夸张过了头。但是，以不可能存在的现实来反衬极度的愤慨的感情（诗人对朝廷为和戎而用“百万缣”的无比愤怒），这种“超极表至极”的曲达方式在诗词创作中已是屡见不鲜了，比如李觏的《乡思》，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等，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青衫是读书人的象征，是与一般平民区别的特征之一，代表了士子们的体面。诗一开始就抓住这件象征物，说如今我这个诗人连想穿一袭青衫都没办法了！极其愤疾的一句话，劈头而来，不啻在说如今斯文已经扫地。言外之意，当然扫地的何止是斯文，刘克庄正以此代指整个朝廷国家的体面都丢尽了。何以会连读书人想一件青衫都得不到？诗第二句立即指出，这是因为做青衫的丝绸都孝敬金虏去了。这两句是倒装，因了和戎，诗人才没绸做衣服，诗把因果关系调转顺序，就突出了胸中的愤愤不平。此外，诗人没有青衫，百姓们为了交纳额外的赋税，穷困的程度就用不着多说了。
三、四句忽生奇想：金虏如此欺负我们，朝廷却一味忍让，这些贡银及绸缎从哪儿来呢？我看西子湖边的杨柳桃花不如全都拔掉，种上桑树养蚕织绢，用以填金人的无尽欲坑吧！这两句写得很冷。当然，诗人并不是真的认为在西湖边种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随机而发，加深前两句所述的愤慨而已。把白堤、苏堤、“柳浪闻莺”，这些西湖著名景点上的柳树都砍光拔尽，种上桑树以养蚕，自然也是荒唐至极的想法，但是，这种作法却有合理性，总得让人有衣穿，不养蚕就没有什么能拿来织缣的。“衣”与“食”事关国计民生，西湖没有柳可以，人民没吃没穿可不行。诗人的话虽说得很率直，而表现出来的心思却很曲折，这种表达方式叫做“直中含曲意”，运用这种手法，以小见大，可使作品显得格外委婉含蓄。
全诗虽然很短，但紧紧抓住朝廷不顾耻辱向金人贡献大量丝绸这一中心做文章，有激切的鞭斥，有幽默的调侃，讽刺性很强，而诗又不显得直露，读后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
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说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