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三句,以直白的口吻指出: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点出主要观点,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和他的生平经历不无关系,作者的前半生的是辉煌显赫,曾经担任东平路行军万户,为元朝抑制豪绅加大中央集权方面颇有政绩,但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导致豪绅进谗言诋毁他以致罢官。命运之神一下子把他抛入深渊,使他在推动权势的痛苦中倍感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艰辛。
第“大丈夫时乖命蹇”这种感叹正是作者的这种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残酷的现实社会就是如此: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是说如果有一天天随人愿,自己一定要赛过田文养门客三千人。表露了作者还对权力的迷恋,依然怀抱壮志,希望能东山再起,实现抱负。
该曲平白如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道出权利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写出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强权社会的愤怒谴责,对命运、对现实的不屈服的精神。在艺术上则采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反语的修辞手法。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宁可少活十年,也不可一日没有权。大丈夫时运不顺,命途多艰。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一定要赛过田文养客三千。
注释
时乖命蹇:时运不顺,命运不好。
乖,相背;不合。
蹇,不顺利。
田文:即孟尝君,战国时齐国贵族,以好客重人才著称,门下食客数千人。
这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三句,以直白的口吻指出: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点出主要观点,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和他的生平经历不无关系,作者的前半生的是辉煌显赫,曾经担任东平路行军万户,为元朝抑制豪绅加大中央集权方面颇有政绩,但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导致豪绅进谗言诋毁他以致罢官。命运之神一下子把他抛入深渊,使他在推动权势的痛苦中倍感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艰辛。
第“大丈夫时乖命蹇”这种感叹正是作者的这种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残酷的现实社会就是如此: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是说如果有一天天随人愿,自己一定要赛过田文养门客三千人。表露了作者还对权力的迷恋,依然怀抱壮志,希望能东山再起,实现抱负。
该曲平白如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道出权利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写出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强权社会的愤怒谴责,对命运、对现实的不屈服的精神。在艺术上则采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反语的修辞手法。
该曲创作时间约在公元1261年至公元1286年间。作者任东平路行军万户时,曾为当地老百姓和部署排忧解困,具体是在向当地豪绅借贷钱粮,补还欠赋,从而使得该路“治为诸道治”。正因为这样,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进谗言诋毁他。作者由此而遭到贬罢官。罢官后,那些豪绅们又立即向他“执文卷”讨债。忽必烈得知这一情况后,才由内府发还债。该曲就是遭遇这个情况有感而发。
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
这两首诗题中所说的“栖禅”,是惠州的一座山。诗写作者游栖禅山暮归时的所见景物。
第一首起句写岭南春天特有的气侯景象:刚下过一阵雨,天色明亮了一些;但旋即又阴云漠漠,在酝酿着另一阵雨。这变幻不定、时雨时停、时明时暗的天容和欲下未下的雨意,只用一个白描句子,便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在”字是个句眼,却显得自然浑成,不见着意的痕迹。
次句“春归处处青”,由天容写到野色。“归”既可指归去,也可指归来,这里用后一义,传出喜悦之情;缀以“处处青”三字,欢欣之情更溢于言表。作者《春归》说:“东风定何物?所至辄苍然。”“所至”句亦即“春归处处青”的意思。不过《春归》诗强调春风的作用,该篇则泛言春归绿遍,暗示这种时下时停的春雨有滋润万物的作用。
第三句“山深失小寺”,正面点到栖禅山。句中“小寺”,即栖禅寺。题中说“暮归”,则栖禅寺在白天游览过程中已经去过,这里说“失小寺”,是暮归回望时,因为山峦重叠,暮霭朦胧,已不复见日间所游的小寺。山深,寺小,故用“失”字表达。这里透出了诗人对日间所历胜景的留恋,也隐约流露了一丝怅然若失的意绪。
末句“湖尽得孤亭”,与上一句相对。上句是回望所见,下句是前行所遇。湖,指惠州丰湖,在城西,栖禅山即在丰湖之上。诗人在暮归途中,信步走到丰湖尽头,忽然发现有一座孤亭,感到很喜悦。三四两句,一方面是恍然若失,一方面却是欣然而遇,这中间贯串着诗人的“暮归”行程。
第二首起句“春着湖烟腻”,紧承组诗第一首结尾,仍写丰湖。春天来了,湖上缭绕着一层带有浓重湿意的烟霭,给人一种化不开的粘腻之感。句末的“腻”字固然是刻意锤炼,表现了春日南方卑湿之地的烟雨迷蒙,“着”字也同样是着意经营。春天,仿佛将它的灵魂与生命附着于湖烟之上,使湖烟也变得粘腻了。
次句“晴摇野水光”,写田野上的水流或湖塘在春天晴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摇曳不定。“摇”字不仅富于动态感,而且透出诗人的一份愉悦感。诗人的心,如同也在随着水光摇动。
“草青仍过雨”,第三句又回到天气的变幻。草色青绿,一片春意,而时停时下的雨在行程中又掠过了一阵。经过雨的清洗,草色显得更青了。
“山紫更斜阳”,傍晚时分,烟霭凝聚,山色显得青紫,紫由返照而来,王勃《滕王阁序》有“烟光凝而暮山紫”之句,可与此参证。雨后斜阳的返照,使暮山更增添了妩媚和色泽。“更”字与上句“仍”字相应,突出斜阳的作用,用斜阳作衬托,增加了色彩的变化。
这四句诗,每句如一幅独立的图画,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栖禅暮景图。诗人巧妙地把实景湖、水、草、山与季节、天气、时间结合在一起,主体与背景安排得分外和谐。在具体写景时,不是就景写景,而是尽力通过客观景物与感觉相结合来描述,烟雾湿腻,水光闪耀,草色青翠如滴,暮山紫色浓厚,山中的景观与诗人浏览时的情趣一起展现,引发读者去感受,去想象。
诗全首用对,工稳自然。前两句,使用动词“着”与“摇”字,使景物与节令、天气关联,让无情的景物带有主动的情感。后两句使用“仍”、“更”两个副词,作进一层描写,使形象更为鲜明。对实词的锤炼也同样令人瞩目。首句的“腻”字,写出南方春天雨后,日光照耀下烟雾迷濛的情况,给人以化不开的黏腻潮湿的感觉。末句的“紫”字也很见观察得细致。傍晚时烟气凝聚,远山在斜阳照射下,呈现出青紫色,这一形象,与唐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几乎相同。
色彩和谐也是此诗一大特色。诗不仅在后两句用了“青”、“紫”两个颜色字,前两句的“湖烟”、“野水”也隐含色彩。这样,既有大块的颜色,又有小块的颜色,层次分明,深浅相间,与诗所写的春、晴、暮三点丝丝入扣,妙手绘出山野的独特景色。
这两首诗,前首由天气写到山容湖景,后首由湖景写到变幻的天气和绿野紫山。“暮归”是所写景物的贯串线索。两首在写法上偏于实写刻画,与唐代绝句多空灵蕴籍不同。两首诗均用对起对结格式,一句一景。表面上各自独立,不相连属,实际上所写景物不但为春日所共有,而且带有岭南地区春天晴雨变幻以及“暮归”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征。因此,尽管各个画面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与联系,但这些图景给读者总的感受是统一的。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岭南春归时烟腻水摇、草青山紫的美好春色,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此的喜悦之情。这种以刻画实境为主、一句一景、似离实合的写景手法,在杜甫入蜀后的不少绝句中可以遇到。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此诗纯是民歌体的一首诗,题目即由乐府古辞《休洗红二首》而来,而且从音调、字句上都仿拟《休洗红二首》的第一首(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不惜故缝衣,记得初按茜。 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承用其岁月易逝、红颜易老之义而以“休洗红”起兴,转而以少妇送别的口吻,最后以喻作结,嘱咐恋人功成名就后早日归来,不要一去不返,久负芳容,语浅而情深。
“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红纱绢洗得次数太多,难免褪色;红颜相思太久,自然憔悴。此处用比兴的手法说明岁月消磨,红颜易老,要珍惜青春时光。
“封侯早归来,莫作弦上箭”以女子口吻写其送别之际嘱托男子功成名就后及时归来,不要如离弦之箭一去不返,使自己独守空闺,坐愁红颜老。这两句纯属生气灌注的活泼口语,语意浅近如话,比喻新颖贴切,晓畅自然,通俗易懂。
全诗使用了比兴手法,节奏明快,言短情长,语重心长,在叮嘱的话语中,既有嘱托,更有深切的期盼,深深地揭示出少女对情人深切的爱情,感情纯真,极富意趣。但全篇都是女郎送别的口气,虽然想象丰富,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摹拟仿制的痕迹也还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