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自古诗人酷爱梅花，自然是为了其高风幽韵所沉醉。但更为诗人所倾倒的，则是梅花凌霜傲雪的高洁品格。阴铿的这首诗，就歌咏了梅花迎寒风、傲飞雪的姿态。
开头两句直接入题，描写出梅花凌霜傲雪的自然属性。“春近寒虽转，梅舒雪尚飘”，春天虽将迫近，严冬的寒气尚存，雪花仍在飘舞，这时梅花早已盛开，可谓是“冰雪独相宜”。这里，诗人赞美了梅花不怕雪霜侵，“万花敢向雪中开”的无畏品格。可以想见，那一树树傲然开放的梅花，或红或白，或粉或黄，在漫天飞雪的映衬下，色彩会是多么分明。这梅花，充满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呀。望此景象，作者顿生敬意，也无怪历代诗人和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赞美它那“凌寒独自开”的大无畏的精神；或赞美它“畏落众花后”的积极进取精神；或赞美它那“凌厉冰霜节愈坚”的高洁品格。
三、四两句，诗人是在写雪，也是在写梅：“从风还共落，照日不俱销”。春天风大，被刮落的梅花风着春雪在春风中飞舞，景象真是美妙极了。或是白梅，那飘落之花与雪花齐风飞舞，难以辨认，真是“开时似雪，谢时似雪”；或是红梅，那鲜红的花瓣与如玉的雪花交相飘洒，红白分明的色彩，奇妙变幻的景象，怎不令人陶醉。这与宋代诗人韩元吉所写的“不风群艳竞芬芳，独自施朱对雪霜”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天晴日朗，在瘦枝上的残雪融化了，而留在枝头上依然微笑的梅花显得更加清幽、雅逸，真是别有一番神韵。观赏此花，自然心旷神怡。
五、六两句，则分别写梅之花、叶情状。“叶开风足影”形容梅放叶的时间。梅先花后叶，当花儿凋谢之时，叶子才逐渐长出，这是仍是暮春之时，“风足影”用词极为巧妙，“花多助重条”一句，形容梅开花之多。梅瘦枝疏斜，然而却繁花满缀。这一句写得极为逼真。
最后两句则形容梅花多变，不断给人以新貌。“今来渐异昨，向晚判胜朝”，一树树梅花，今天所见和昨天所见有异，早上与晚上有别，描写出梅花由花苞逐渐开到完全开放的不断变化。“向晚判胜朝”言其梅花越开越美，不断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这首小诗，语言平易朴实，然而又有清新明快之感。状物写景都很细腻，以梅花傲雪开放到风风与雪飘落，以及花落放叶之状、花儿多变等都写到了，让作者观赏到了雪里梅花的千姿百态，创造了美的意境，留下的是不尽的想象和美的感受。
此首纯写离情，题曰：“早行”，出现在词中的是行者在秋季晨风中离家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篇中没有感情的直抒，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结性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是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画面，靠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演出来完成的。
上片写别前。开篇三句自成一段。“月皎惊乌栖不定”写的是深夜，月光分外明亮，巢中的乌鸦误以为天明，故而飞叫不定。这是从视觉与听觉两方的感受概括出来的，暗示行者整夜不曾合眼。“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两句，点明将晓。这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更漏中的水滴已经快要滴尽，夜色将阑。同时远处传来辘轳的转动声，吊桶撞击着井口声，已经有人起早汲水了。这三句表现出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时间的进程。“唤起”两句另是一段，转写女方的悲伤。“唤起”的施动者是谁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行者，“知天已晓，唤起所别之人”；一种认为“闻乌惊漏残、辘轳声响而惊醒泪落。”“唤起”，既是前三句不同声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又是时间演变的必然进程：离别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就全篇来看，似以后一种解释为佳。如解释为行者把女方“唤起”，则自然要冲淡这首词所表出的那种离情的深刻性。“两眸清炯炯”，也非睡足后的精神焕发，而是离别时的情绪紧张与全神贯注。联系下句“泪花落枕红绵冷”，可见这双眼睛已被泪水洗过，“唤起”之后，仍带有泪花，故一望而“清”，再望而“炯炯 ”有神。同时，这一句还暗中交待出这位女子的美丽，烘托出伤别的气氛。“冷”字还暗出这位女子同样一夜不曾合眼，泪水早已把枕芯湿透，连“红绵”都感到心寒意冷了。
下片写别时、别后。前三句写别时依依难舍之状，曲折传神。“执手”，分别时双方的手相互紧握。古诗文里“执手”，多和惜别有关，兼示深情。柳永《雨霖铃》词里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霜风吹鬓影”，是行者饱看女方，刻印下别前最深刻的印象：鬓发在秋季晨风中微微卷动。“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二句，看似写情，实则是写动作。作者几度要走，却又几度转回来，相互倾吐离别的话语。这话语满是离愁。“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令人心碎，难以忍听。终篇两句写别后景象，又是一段。这两句写行者远去，但还恋恋不舍地回头遥望女子居住的高楼，然而这高楼已隐入地平线下去了，眼中只见斗柄横斜，天色放亮，寒露袭人，鸡声四起，更社出旅途的寂寞。人，也越走越远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真清之‘断肠院落，一廉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其实，“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也是“以景结情”的成功的妙句。
如上所述，该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全篇句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声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惊乌”、“更漏”、“辘轳”、“霜风”、“鬓影”、“斗柄”、“鸡鸣”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着意于某些动词与形容词的提炼，如“栖不定”的“栖”字，“牵金井”的“牵”字，“唤起”的“唤”字，还有“吹”、“清”、“冷”等等，这一系列手法综合起来，不仅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而且还烘托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环境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真实感。
前一部分六句着重颂扬敦煌太守的政绩。从三个角度写。前两句从太守自身角度写。首句直接点出颂扬对象及他的才能和贤德，即才德兼备。次句既用“郡中无事”写辖境地方太平，又以“高枕眠”写太守从容自如，举重若轻，其中又颇含高士的雅致，从而以具体形象补足上句“才且贤”。从“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园里人种田”两句所勾划的和平劳动、安后乐业的图景中，可以看到太守的政绩是卓著的，他又是怎样的“才且贤”，这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后两句从百姓反映的角度写。诗人着意选取了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耆旧”，写他们对太守的看法。他们饱经沧桑，有丰富的阅历，有前后的比较，是敦煌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对太守的政绩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烘托。通过以上六句层次分明、周到而又得体的赞扬，敦煌太守的“才且贤”已被写得十分突出。
诗的后半部分写后庭酒筵场面。也分别从各个方面来铺写。先写酒筵的环境：月出城头，星斗满天的良宵。次写写席间陪酒的美女，着重写她们打扮的艳美，以衬托“锦筵”二字。而醉后游戏场面写得很细致，很有兴味；最后以“此中乐事亦已偏”作总的归结。这段描写，既注意到酒筵的时间顺序，又注意到酒筵的各个方面；筵前的气氛轻松恰悦，筵中和醉后写得气氛热烈。诗人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这样一个塞外晴朗的月夜，参加了这样一个筵会，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极欢快的。
岑参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而欣慰的感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诗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太守到来”。地方官的能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固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劳动，诗人这里的称颂未免有过份之处。而且，把后幅描绘的花团锦簇的酒笼与前幅“黄沙破里人种田”相对照，就表现了作者阶级意识的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