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一位纯静高洁、貌美如玉的年轻女子从傍晚到夜间的一些活动，充满了词人倾慕和爱恋的情感。
上片写户外，前两句专力写景。“楼角初销一缕霞”，首先出现在画上的是一座佳人居住的红楼，但词人并不描绘楼的全貌，而只勾勒出它的一角。时间是太阳落山的一瞬。起初，残阳斜射，楼角镕金，色彩极其艳丽；继而，阳光迅速消失，楼角变得暗淡，朦胧，以至被夜幕挂上了面纱。“淡黄杨柳暗栖鸦”，接着写红楼附近杨柳，这杨柳是“淡黄”色，说明抽叶不久，时间应是初春。在这嫩绿柳树的枝叶间，栖卧着归林的乌鸦，在“栖鸦”前加一“暗”字，既显此处人静，又显此时夜深，“栖鸦”与“淡黄杨柳”已经融为一体了。通过时间的推移，作者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幽静、朦胧的夜景，为下边人物的活动设置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玉人和月摘梅花”，“玉人”，像美玉一样漂亮标致的人，既可指男子，又可喻女性。此词所写，应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这如花似玉的佳人，披着银白似水的月光，采摘“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梅花，月、花、人三美相映，意境灵动，画面幽洁，令人拍案叫绝。
在上片景物描写中，还充分显示了色彩的多姿和变幻，红楼、金霞、淡黄杨柳，黑色乌鸦，银白月光，嫣红的梅花，织成了一幅斑烂绚丽的图画。人物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活动，犹如仙境一般。
下片写室内，“笑暗粉香归洞户”，写女子由院子回到了室内。年轻的佳人采罢梅花，她面含微笑，手指轻轻拈动花枝，迈动款款碎步，她要回房去了。“粉香”即指梅花，是以色彩和气味代指物体，这种借代手法，出自人们的体味和感触，很有点感情色彩。“洞户”，本是室与室之间相通的门户，这里作洞房用，即姑娘所居深邃的内室。这一句写得逼真细致，活灵活现，使人读之如见如闻。
“更垂帘幕护窗纱”，“更”即“又”，佳人入室之后，马上就把帘幕垂挂下来，用一“又”字，说明天天如此，已成生活定例。帘幕护住窗纱，严严实实，既遮挡风雨侵袭，又使人无缝窥伺，佳人很善于自我保护，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慎独高雅，孤芳不群。
“东风寒似夜来些”，“些”是宋、元时期语尾助词，读sā音。这句是说，虽然佳人刚刚放下帘幕，入夜不久，由于是初春季节，东风一吹，仍觉寒气浸浸，犹如深夜一般。不过佳人已“躲进小楼成一统”，自然便不“管他冬夏与春秋”了。
唐圭璋先生评这首词说：“此首全篇写景，无句不美。”从字面上看，此评固然精当，但词人写景的目的在于颂人，歌颂那位高洁美丽的少女，她超凡脱俗，一尘不染，独来独往，不受任何羁绊。贺铸的好友，另一著名词人张耒为《东山词》写的序中曾说贺词“幽洁如屈、宋”，有人认为这样评价过高，不过屈原那种美人香草的手法，他还是学来了，最为脍炙人口的《青玉案》，表面看虽是一首艳词，实则那位“凌波佳人”不仅有美艳绝伦的姿质，而且带着孤芳自赏，寂寞幽独的气息，从她身上曲折地表现了作者感伤身世、理想失落的悲观情绪。这首《减字浣溪沙》中的佳人，也不妨把她看成即是贺铸理想和愿望的象征，或者说就是词人的自况。
宋代周密的《四字令·拟花间》写出了闺中女子思人不见人的那份无可奈何的春愁。
开篇以“眉消睡黄”来开头，描写了闺中女子的状态，其苦相思展露无疑，接着就是一句“春凝泪妆”，加重前一句的深意。“玉屏水暖”承接上一句的“春”字，写了屏风上面所绘之图。“水暖微香”则是通过“香”字侧面写主人。前三句以“静”为主，凸显闺房中的清净也透露出寂寞。第四句“听蜂儿打窗。”一个“打”字打破了这份清净，带着生机盎然，却又让人无法避开那份忧伤。
“筝尘半妆。绡痕半方。”中的“半”字，意在缩减忧伤，“欲情故纵”般越是轻描淡写，却越从侧面加重了女子的感伤之情。无人排解愁绪，唯有门前杨柳可寄，奈何它也是自顾不暇的“忙”? 那个“奈”字是一种对自然的无奈，更是对自己现在的独守闺房，却又无法更改的现实展现。 “伊人浓妆待君王，渐宽衣带怨罗裳。”对现实的无奈，唯有以文字消减相思，以减少现实所带来的自我感伤。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