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坊正字剑子歌》，是李贺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著名的咏剑诗。它以构思新颖、设想新奇、比喻奇异、主题深刻而著称于世。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这首诗说：“从来咏剑者只形其利，此并传其神”。这个切中肯綮的评语，为读者指出了理解这首诗的主旨。诗的写作时间，可能在入京作奉礼郎任内。“春坊正字”，唐太子宫中掌校正经史文字的官名，隶属于左春坊，所以称为“春坊正字”。“剑子”，即剑。
“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吴潭斩龙子。”读的开头二句，直接入题，说在太子宫中担任正字老前辈的剑匣中，装着一柄光芒耀眼如三尺秋水的宝剑，它曾上山刺虎、入水斩蛟，来历不凡。“吴潭斩龙子”；暗用《世说新语》中载周处在古吴地的义兴长桥斩蛟的故事。“隙月斜明刮露寒，练带平铺吹不起。蛟胎皮志蒺藜刺，鸊鹈淬花白鹇尾”。这四句紧接着说，远远看去，这柄宝剑好似从云隙中射下来的一抹月光，寒气侵人；又像是一条平铺着的洁白的绢带。银光闪闪，老鲨鱼皮制成的剑鞘呈现出蒺藜刺般光彩艳发的花纹，剑身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鸊鹈油像雄鹇鸟的尾羽毛般锃亮，永不生锈。“蛟胎皮”，就是鲨鱼皮，有珠纹而坚硬，古代的剑鞘多用它做成。“蒺藜”，草木植物，果实圆而有刺。这里用来形容剑鞘的花纹。“鸊鹈”，水鸟名，用它的脂肪涂剑可以防锈，“淬”，是涂抹的意思。“白鹇”鸟名，似山鸡而色白，尾长三尺，这里用以形容剑的锃亮。在这六句里，诗人用“三尺水”、“隙月斜明”、“练带平铺”、“白鹇尾”等一连串的比喻，渲染宝剑的光亮，用“蒺藜刺”形容剑鞘的精美，并用周处长桥斩蛟的故事，极力赞美宝剑的不凡经历，重点在“形其利”，下面的六句则把笔力的重点转向“传其神”。“直是荆轲一片心，莫教照见春坊字。”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这柄宝剑不仅精美绝伦，锋利无比，而且有一颗跳动着的心——一颗像战国时期的著名侠士荆轲那样的侠义之心，希望为国解愁、为人赴难，盼望着难能再有一试锋芒的时刻；然而它却长时间地被闲置不用，整天被佩在一个九品文官春坊正字的身上。它会感到委曲、羞愧的。所以在这里诗人呼告、祈求：不要让这柄满怀侠义之心的剑宝整天无所事事，徒然让它的光辉照映着春坊的图书文字吧！这两句是全诗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在这两个诗句里，诗人想落天外，比喻新奇，以飞扬之笔，点燃了全诗光照之火，成为统帅全诗的灵魂，把咏剑的主题升华到了咏人的高度，它十分自然地把宝剑的被抛弃、春坊正字的大材小用和诗人的失意不遇绾合在一起，咏剑的不能尽其用，实写人的不能尽其材；剑的不遇，正是春坊正字和诗人的不遇的真实写照。咏剑是宾，咏人才是主。王琦评云：“通篇供剑以抒不遇知己之感。”可谓中的之言，接着诗人又写道：“挼丝团金悬，神光欲截兰田玉。提出西方白帝惊，嗷嗷鬼母秋郊哭。”“挼丝团金”：用金丝编制成的圆形繐子。“簏簌”（lùsú，竹字头应改为罒字头）：下垂的样子。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这柄宝剑虽然久遭废弃，不得其用，但它的神威却不减当年。它那剑柄上垂着的金色丝缚还是那样鲜艳夺目，它在匣中发出的奇异光芒，随时都在跃跃欲试，想把那坚硬无比的兰田美玉切削成泥呢！西方的白帝看见它也会惊惶失色，神母也会吓得嗷嗷大哭。在最后两个诗句里，诗人用了刘邦斩蛇的故事。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酒醉夜行，遇一大蛇当道。刘邦挥剑把蛇斩为两段。后来有人经过这里，见一老妇啼哭。问她的原因，她说她的儿子是西方之神白帝的儿子，化成龙，被赤帝的儿子（刘邦）杀了，所以伤心啼哭。说完这个老妇就不见了，她原来是西方的神母。诗人借用这个典故，进一步渲染春坊正字宝剑的神奇威力。
全诗由形到神，由物及人，构思新颖，设想奇特，比喻连珠，绾合自然，炼字妍冶而传神，用典多而不晦涩，跳跃大而脉络暗藏，主题深刻而无枯燥之嫌，不愧为咏剑的名篇。
首句写初夏的典型景物以寓危亡之痛。《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汉书》：惠帝尝出游离宫，取樱桃献宗庙。李煜此时，宗庙莫保，樱桃难献，而樱桃又随“春归去”而“落尽”，伤逝之感良深。这里的“春”，应包含“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和平豪华的帝王生活，“春”既“归去”，悔恨何及？紧接着“碟翻轻粉双飞”，与上句的情景极不调和，以粉蝶无知，回翔取乐，反衬并加深悔恨心情。
“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双幕，惆怅暮烟垂。”杜宇转化的子规在小楼西面夜夜泣血鸣啼，倚着楼窗的玉钩双幕瞭望，惆怅的看着暮烟低垂。
“子规啼月小楼西”，子规，相传为失国的蜀帝杜宇之魂所化，这就加深亡国的预感。这句与“蝶翻”句，从相反方面刻画了矛盾的心境。这里“西”字，不是简单的表示方位，而是宋兵自西而来，故于“小楼西”特别关注。“玉钩双幕”，点明词人以上见闻所及，是从小楼窗口获得的。倚窗销愁。愁偏侵袭，望暮烟之低垂，对长空而惆怅。这里“惆怅”，是明点此时此地的复杂心境：宋兵压境，朝不保夕，为国势失望而自伤。“暮烟垂”，形象的表现这种沉重的“惆怅”。
上片写外景，视线由内向外，时间自日之暮；下片写内景，视线由外转内，时间自暮入夜。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这两句是说入夜后小巷里一片沉寂，人们都已纷纷散去，凄然欲绝面对着烟草低迷。
写小巷人散初夜寂寥的境况，是顺着上片的时序，着重突出“寂寥”，以渲染环境气氛。“烟草低迷”，是“暮烟垂”的扩展与加深，冠以“望残”二字，刻画出凄然欲绝的寂寥人怅对寂寥天的形象。此处是一转折，窗外已无可望，亦不忍望，只得转向室内。
“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双带，回首恨依依。”末三句是说，炉里的香烟闲绕着绘饰凤凰的衾枕，但见她愁容满面空持双带，怎能不令人回首恨依依。
“炉香闲袅”，本是宫廷中的寻常事，而在此一瞬间却产生特异的敏感作用：危急的心情，乍遇炉香闲袅，似乎得到一晌的平静，然一念及“一旦归为臣虏”，则愈觉惶惑难安。况且炉香是闲袅着“凤凰儿”的，更是凄惋万分。“凤凰儿”应是衾褥上的纹饰，同时也暗喻小周后（下句的“双带”，《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均作“裙带”，似以喻小周后为宜）。小周后的形象在这里隐约一现，是符合逻辑的，能完整地显现出词人的内心世界。在词人的眼底，往日经常出现“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媚态，而今却见她“空持双带”的愁容。江山如此危殆，美人如此憔悴，怎能不“回首恨依依”！结处明点一“恨”，倒贯全词。
这首词，巧于用典，颇具特色。此词用樱桃事，浑化无迹：若不加深思，但知其以眼前景物寄内心伤感；其实他是化用《礼记》、《汉书》天子取樱桃献宗庙的典故。用此一典，则眼前景物，不仅结合围城局势，且外现主观情愫，更显出帝王的身份。表明一个饱学的亡国之君，自被围直至被俘的过程中所不能忘怀于宗庙的必然心态。用典如此，自无诟病，堪称典范。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起首落笔写景，颇有气势，于井冈山万千景物中以大视野直选“参天万木”，一则5月底的井冈山景色宜人，高入云霄之木蓊蓊郁郁，年深岁久，山深绵邈，逶迤千百里，二则借参天大树起兴，“俱怀逸兴壮思飞”，“飞”上了这“南天奇岳”井冈山。一“飞”字使得原本平实无奇的开头染上一抹灵动之色，南方山系原本清秀婉润，而山势如飞，则又奇峭逼人。联系下文中“车子飞如跃”，则又可说是白描心情之畅快，当年老杜是乘舟“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如今毛泽东则是乘汽车“即从茅坪抵茨坪”，身未到，心已远，心情的愉快从一“飞”字就初露端倪。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岳阁。”该句一问一答，以白描出之。此处“故地重来”一说，点明题旨，今昔对比，多少感慨隐寓其间，但毕竟是上阕，仅以此等概括句一笔带过，却为下文“忆往昔”张目，笔势如草蛇灰线，使得行文潜气内转。答句“多了楼台岳阁”，表面平淡，却暗含新中国成立后春和景明，百废俱兴之义。若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颠沛流离之际，大多则见草木含悲，山川变色，甚至岳台倾颓，断壁残垣，狐兔出没，又岂能有新建的“楼台岳阁”？但此处不得不指出，“楼台岳阁”四字太过泛泛，作词要有意境，情真景真此处可见，惜乎鲜明动人则未达。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总称五井，明清以来立有“五井碑”。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桐木岭、朱砂冲、双八石、八面山、黄洋界）中最险要的一个，是从宁冈进入井冈山的必经之路。此处山势嵚崎崔嵬，常年云横雾锁，茫茫云海故又名“汪洋界”。因为地势险要，战争岁月里，黄洋界占据着重要位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三十多年前，井冈山军民曾在此进行过“黄洋界保卫战”，以少胜多，使得井冈山根据地转危为安。“车子飞如跃”，则补写上两句乃是车中所见，与其说车速快，毋宁说词人在感慨路况好。一则彼时山路崎岖，此时车行如飞，与记忆中的井冈山大相径庭，词人心情大好；二则是“高路入云端”，联想词人曾作“天堑变通途”，对于有着乐观精神，相信“人”的力量的伟大来说，这是让他最兴奋的。不过这里依然要指出，这一句作为词来说，太过平直，易流于浅滑，而且“飞”字与前句重复，略有叠床架屋之病。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上阕末句“江山如画”从东坡“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中来，未必作者此时想起坡公此词，但江山二字毕竟是吞吐八荒的大气势，指点江山，睥睨海内的傲然身姿跃然纸上。“古代曾云海绿”，为押韵调换词序，大意是，有人说，这里古代曾经是海。不过这一拗折，以“陌生化”的效果救前两句浅滑之失，倒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效。而且，此处的古代，就不仅仅是东坡的遥想三国了，而是李贺的“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一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这样的景深了。在这样的历史长度下，甚至人类的历史活动都不过弹指一挥间了，词人的胸襟该是多豁达。据云该词手迹此句为“遍地男红女绿”，则词之味道诚然大失。上阕中词人赞叹人的力量之语虽未明写，但细品处处皆是，若到结束还要重作交代，不免使人腻烦，亦使词的“要渺宜修”特点丧失殆尽，毕竟爽利之词仍然是要葆有词的特色。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承上阕写变化之大，引起下文对往事的回忆。作者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好像弹一下手指那么快，一晃就过去了，可是人世间变化了，就像苍天变成深潭．深潭变成苍天那样大。它的实际内容就是由战争年代变成了和平年代，由反动的资产阶级掌权变成无产阶级掌权，由旧中国变成新中国，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变化。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写回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色政权的具体情况。是说，现在还记得，当时在战火中，同敌人激烈地厮杀，真是九死一生，好像发生在昨天。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时，曾经被反动的民团逮捕过，后来机智地逃了出来，找到队伍，率领他们上了井冈山。
起始一句，诗人承接上文，将感叹再往前一引，“弹指三十八年”，诗人屈指算来离开井冈山已有38年了，而在这“弹指一挥间”里，祖国江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间就彻底变了一个样，这一切犹如天翻地覆。但也勾起诗人对过去非凡峥嵘的岁月的追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是诗人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最形象的回忆。那时敌人不断围剿，战场上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真中谓九死一生的激战如同发生在昨天。记忆是那么清晰，那么突出，令诗人难以忘却。但红军的胜利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诗人及红军将士“独有豪情”，勇驱“虎豹”；气势若磅礴的风雷，豪情若天边的一轮明月。最终“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人民迎来了解放，一切牛鬼蛇神全被扫除干净。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