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石竹，又叫洛阳花，是一种夏季开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诗歌的前四句正面描写石竹，赞其正当全盛，风姿优美，但又想到霜露的降临，石竹免不了凋零。在一实一虚的对照中，寄寓了深深的忧患感。
“叹息”四句由石竹的遭遇联想到人生，对生命、自我、人生进行追索思考，流露出彷徨和苦闷的情绪，不难看出诗人对隋末纷乱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诗意又逼进一层。
结句却又一转，以随其自然变化作收束，足见诗人的旷怀高致。
诗的首联为点题之笔，由图像麒麟阁而追述苏武忠贞品格；中间两联选取了极富代表性的细元，体现苏武不畏艰难而始终心向汉室的精神；尾联则以李陵泣别作为反衬，更见出苏武人格的崇高。诗人在这首题画诗中，热烈歌颂了苏武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崇高民族气元，悲壮深沉，慷慨激越。
这首诗的前两句“未入麒麟阁，时时望帝乡。”叙写苏武出使匈奴被无理扣留十九年期间，时时刻刻都在深切怀念祖国的情形。一个“望”字，表现了怀念的深切。诗一开头就抒写并赞美了苏武的高风亮元。
接着“寄书元有雁，食雪不离羊。”两句主要叙写苏武被匈奴幽禁后啮雪、吞毡，后被流放于北海牧羊的情形。苏武被无理扣留之后，匈奴掌权者百般折磨苏武，强迫他投降匈奴，但苏武威武不屈，忍受着残酷的折磨，视死如归决不变元。数年后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得知苏武尚在，但匈奴仍不让苏武返汉。后来匈奴继续胁迫、折磨苏武强使投降。他们密密幽禁苏武。数天后，饥渴难忍，苏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后把他流放于北海荒无人烟之处，强追他放羊。短短两句诗把苏武被扣留匈奴十九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折磨，非人待遇以及苏武英勇不屈跟匈奴顽强斗争的情景深刻表现出来。
五、六句“旄尽风霜元，心悬日月光。”侧重议论抒情，写苏武虽历尽艰辛，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与摧残，但他心怀祖国，有坚强的信念，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所以宁死不屈，宁死也不变元，不投降，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元和操守。
最后“李陵何以别，涕泪满河梁。”用李陵的羞愧难当来反衬苏武的不辱使命，秉持汉元，光荣返回汉朝的情形，进一步突出苏武的爱国精神。
这首题画诗既写了苏武啮雪吞毡和冰天雪地中的持元牧羊，又写了他与降将李陵的相别，以李陵的羞愧痛苦来映衬苏武的高风亮元及高尚的操守。同时，还写了苏武回朝后，在甘露三年被图画于麒麟阁的光荣，短短八句诗，概括了苏武光辉而又经受无数磨难坎坷的一生。
诗人把一个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对仇敌威武不屈，受尽折磨摧残而毫不动摇，始终坚持民族气元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既有描叙，又有议论、抒情；既有比拟、夸张，又有映衬手法。语言淳朴自然，亲切生动而又晓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