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