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久雨初霁之类，本是人们咏熟了的应时写景诗题，但到了李觏笔下，却能振聋发聩，刻意创奇，兼有古硬清新之美。
诗人抓住了人们苦于久雨、亟盼新晴的特定心理，深入体察，表现出新的境界。先写积阴为患，阴雨不断，使人唯恐沉绵阴雨不可摆脱，以点出题面的“苦”，为下句的“惊”蓄势。苦雨一朝散去，令人喜出望外，使人们感到惊讶，大自然挥手之际便可以雨去晴来。积患既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轻松愉快，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下一联“天放旧光还日月，地造浓秀与山川”，就接写造化之功：这里不说日月重光，而说把旧光还给了日月；不说山川增秀，而说造浓秀付给了山川。这种拟人写法，把天地造化写活了。此联虎虎有生气，“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诗钞序》语）。接着一联，具体写景，转向精细入微的刻画，诗人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感受，主要体现在初霁时的景象转换和感觉变化。车声、果味，一为听觉，一为味觉，再加上上联的光影色彩，使初霁的境界全出。人们欣悦之情不言而喻。而最后一联，却又峰回路转，再出一层意思：“寄语残云好知足，莫依河汉更油然。”诗人从人的心情说，苦雨太久，心有余悸，担心新晴不老，旧雨重来，因此寄语残云：该知足一点了，可别靠着天上河汉的水势，再来油然兴云、沛然作雨，破坏这美好的晴光。这一结束，语重心长，深得抑扬顿挫之妙。
这首诗在炼字上很见功夫。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斗胜者，难字而已。”这首诗中的“活”、“全”等字，虽然平常朴素，但却十分精彩。“车声活”的“活”字，圆转流利，表达出一种愉快感，它与原先车轮在泥泞中带水拖泥的咿呀之声，形成对照。“林薄初干”（林薄，指茂密的丛林草木），叶上初阳消宿雨，果味尝来，很是鲜美，着一“全”字，不坐实，不说死，但用来恰到好处。像这样的炼字法，很值得玩味。
这是一首描写古黄河的词，表现了古黄河雄壮而又苍凉的景象，描绘出一幅秋夜渡河的美丽图画，并借以抒写国家兴亡之情怀。意境壮阔，情感深沉。
“扬舲万里”，乃化用《楚辞·涉江》“乘舲船予上沅兮”句意，一开头就流露出对万里征发的消极情绪。接着“笑当年”两句蕴含了一种“山河破碎”之感。昔人曾经感叹长江把南北隔开，作者在这里是借长江而言黄河，因为黄河的气派堪与长江相比。作者借“追昔”（六朝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而“抚今”：当年的金（金亡后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犹有南北并列之势，而今却连这种形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作者选用了一个“笑”字。“笑”，本是喜悦的字眼，这里却是无可奈何的苦笑，表达了作者那种不可言状的复杂感情。这两句看似发问，实则却是“大局已定”“无力回天”的哀叹。
“须信”两句开始接触“正题”。作者是生在江南锦绣之乡的贵公子，以前是做梦都梦不到这块荒凉的地方，然而现实却偏偏迫使他长途跋涉至此，所以“游历”云云，乃是自欺欺人的遁词——世上不存在这种满怀凄凉的“游历”。作者和同行的沈尧道、曾子敬等人的心情并不相同，他们或许是想借此机会施展才能，企求得到提拔，而作者则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心，所以虽然王命在身，不得不行，然而内心是苦闷的。因此面对着“中分南北”的古黄河，作者不由要发出痛楚的声音来。
“老柳”三句写出了一个“南人”眼中的黄河面目：“老”“古”，极写其古老；“风定波犹直”，极写其水流之峻急，如昔人所谓“急湍甚箭”。这里是写实，也体现出词人心中的警动。
“野人”两句，借言河边的土著居民带着诧异惊讶的语气向这群旅行者发问。“泛槎”原有一个典故，旧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人某年八月从海上乘浮槎竟误达天河。这儿以天河比黄河，这是借当地居民的惊讶来反衬此行的出乎常情之外以及路途跋涉的艰辛。
上片主要写情，以情带出景；下片则主要写景，而以景带出情。过片“迎面”三句极写黄河气象之萧疏空阔，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境相似，而“艰难苦恨”之情也就隐寓其中了。
“衰草”两句，写出了时值深秋，北地早寒，放眼望去，一派衰草凄迷之状。这和“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南国秋光大异其趣。“唯有闲鸥独立”，既是写眼前实景（寥廓的河面上唯见孤鸥闲立），又暗露心中之意（茫茫世间只有沙鸥才是自由的，人却不能独立自主）。
“浪挟”三句写黄河一带的壮阔气象，实是警策。当年苏轼曾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来描绘长江的惊心动魄，而在这幅壮丽的画面上“推出”了周瑜这样雄姿英发、儒雅风流的人物；张炎此处也用苍凉悲壮的笔触写出了黄河的惊涛骇浪，却在这种意境中流露出自己迷惘的心绪。
最后写到“扣舷”两句，作者激动的心情达到了“高潮”。他万感交集，百哀横生，禁不住敲击着船舷狂歌浩叹起来。而尾句“海蟾飞上孤白”，更是以海上飞月的下半夜奇绝光景来衬出自己孤寂难禁的痛苦心情。
此词在写作上的“词风”问题颇受注意。本来，张炎是一个祖述周邦彦、姜白石词风的婉约派词人。然而，此时此地，他的遭遇和心情却发生了巨变。他在这里，写的是“渡（黄）河”，而不是“游（西）湖”，无论是写情写景，都带有古黄河那种苍劲寂寥的风味。所以，此词更似东坡、稼轩之词风，在张炎词中别具一格。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