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写初春杭州城东郊的景象和探春者的心态。“昨日出东城”，点明探春的时间，以及探春的地点杭州城东郊。“试探春情”，一个“试”字就把探春者的春心欲动的情态唯妙唯肖地传达出来了。“墙头红杏暗如倾”，写探春的第一个光景。从墙头伸出来的红杏色彩绿得如油漫出来了。让人们首先领略到“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代叶绍翁《游园不值》诗），“红杏枝头春意闹”（宋代宋祁《玉楼春》词）的探春神韵。“槛内群芳芽未吐，早杏回春”。用一对矛盾句，提出初春栅栏内各种花草嫩芽嫩叶未发未露，而栅栏外早己春回大地，为过渡到下片进一步写探春幽情埋下的回环之笔。
下片以承延手法与上片呼应，写探春的第二个光景路景、第三个光景村景等，直至进入神话般的幻境。“绮陌敛香尘”，写探春男女们路途上的“春”景。那是一条风景美丽的郊野道路，那是一条“尽日细尘吹绮陌，迷却梦游归路”（清代纳兰性德《念奴娇》词），那是一条聚集着探春女子的步履而留下芳香尘之路。似有一点“行乐归恒晚，香尘扑地遥”（唐代沈佺期《洛阳道》诗）的韵味。“雪霁前村”，写探春男女们进入前村后所见的另一番“春”景。雪止天晴后的前村，留下的便是那被栅栏内冰雪覆盖着，尚未露面吐芽的各种花草与此相映的红楼与红杏，可谓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是回答上片埋伏的景情回环的一妙笔。“东君用意不辞辛”，写探春者全身心地进入到一种美妙的幻境。指挥春日运动之神啊，你是那样的留心描绘焕发的春光，又是那样的不辞劳苦迎来春心。唐代成彦雄《柳枝词》早杏代探春者倾吐，“东君爱惜与先春，草泽无人处也新。”“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笔锋一转，宕开情丝，引起探春者春心欲动的不仅仅是墙头红杏，绮陌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还有你未猜想到的春光最初到来的地方，一眼见到的便是那花蕾刚刚开放的梅花。最后两句“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画龙点睛，把苏轼追求梅的高贵品格那样一种春心境界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苏轼将春心与春景水乳交融地成篇，实属匠心独运，自然天成。最后两笔妙不可言，毛泽东之词《卜算子·咏梅》与该词异曲同工，令人回味。
全文以作者青年时代朝夕所居的书斋项脊轩为经，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为纬，真切再现了祖母、母亲、妻子的音容笑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念存，叙事娓娓而谈，用笔清淡简洁，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全文语言自然本色，不事雕饰，不用奇字险句，力求朴而有致，淡而有味，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
文章所记的一切，都紧扣项脊轩来写，而以“悲”“喜”作为贯串全文的意脉。第一段写项脊轩经过修葺和美化环境之后的幽雅可爱和自己在轩中“偃仰啸歌”、自得其乐的情景，是从“喜”字立意，也反衬下文所叙项脊轩环境遭到破坏之可悲，引出对往事的无限追怀。第二段分两层：第一层叙父辈分家，完整的庭院被分隔得杂乱不堪，项脊轩不再是一个读书的幽雅所在。第二层以抚育两代人的老妪作为联结，围绕项脊轩回忆母亲与祖母遗事，抒发自己怀念亲人的凄侧之情。这段从“悲”字立意。第三段写“轩凡四遭火”的变故，虽“得不焚”，亦足见项脊轩命运之乖蹇。这是“悲”的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补记的一段，写项脊轩后来又发生的变化，重点追叙与亡妻共同生活的情趣，抒发沉痛的悼亡之情，进一步增添了悲凉的气氛。由于文章自始至终贯串着悲、喜的感情变化，又有项脊轩作为全文的轴心，所以一些看似散漫无章的生活琐事就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善于抓住具有特征的语言、行动和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态各别。对母亲，写她听到女儿呱呱而泣时以指叩扉的动作和“儿寒乎?欲食乎?”的问话，突现了慈母对儿女衣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祖母，写她的“吾儿，久不见若影„„”的爱怜的言辞和离去时的喃喃自语和“以手阖扉”的动作等，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和期待。对妻子，写她的“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简洁地表现了少年夫妇相依相爱的情状；写她归宁回来时转述小妹们的充满稚气的问话，不但传神地表现了小妹们的娇憨之态，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夫妻依依情话的场面。总之，作者对于各个人物，都能分别抓住他们的特征，用寥寥几笔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真挚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并从中表达出自己对亲人一往情深的怀念。
结构分析
《项脊轩志》原文可分为两大部分，自“余既为此志”以前为《项脊轩志》。若干年后，又加了一段后记，就是“余既为此志”起的一些话。所以全篇可分为四段。
从“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这段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可”，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项脊轩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使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一小段在全文最具文采，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地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做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竞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渎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所以作者“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馀味无穷，饶有新意。
艺术技巧
《项脊轩志》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功力和写作技巧，分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细节“撩”情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感受最深的细节和场面，表现人物的风貌，寄托内心的感情。如写修葺后的南阁子，图书满架，小鸟时来，明月半墙，桂影斑驳，把作者的偃仰啸歌、怡然自得的情绪充分表现了出来。环境固然清幽、谧静，充满诗意，然而作者更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只是通过一两件和她们有关联的事来叙述。笔墨不多，事情不大，只留下人物的一些身影，但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如写母亲听到大姐“呱呱而泣”时，用手指轻轻叩打南阁子的门扉说：“儿寒乎？欲食乎？”极普通的动作描写，极平常的生活话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真切。“语未毕，余泣，妪亦泣”，悲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生发的。再如写祖母的一段文字，简洁细腻，绘声传神，“大类女郎”，“儿之成，则可待乎”一两句话；“比去，以手阖门”，“顷之，持一象笏至”一两个动作，把老年人对孙子的牵挂、赞许、鞭策的复杂感情，描绘的惟妙惟肖。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寥寥数笔，绘出了夫妻之间的一片深情。末尾，作者把极深的悲痛寄寓一棵枇杷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无思想感情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与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移情于物；在“亭亭如盖”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今已”这个时间词，表明时光在推移，静物也显示着动态。树长人亡，物是人非，光阴易逝，情意难忘。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添了对人的思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对往事的伤怀。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在生长，不说人在思念，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不言情而情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质朴“增”情
文章动情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质朴，不加藻饰。作者不大张声势，不故作惊人之笔，甚至也不采用色彩强烈的词藻来作恣意的渲染，而只是运用明净、流畅的语言，平平常常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回忆。但通俗自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浅显明白的文字却能使景物如画，人物毕肖。如写老妪叙述母亲之事，寥寥数语，老妪的神情、母亲的慈爱无不尽现纸上。祖母爱怜的言辞、离去时的喃喃自语、以手阖扉以及持象笏的动作等，也都是通过通俗平淡的语言变现出来的，但平淡的文字，道出了人间的亲情。此外，妻婚后来轩的往事，从娘家回来后转述的诸小妹语，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等细节，无一不是平时如话中露真情。
三、叠字“助”情
文章的叠词也是增加形象性和音乐美，如用“寂寂”来烘托环境之清静，用“往往”来渲染门墙之杂乱，用“呱呱”来描摹小儿的哭声，用“默默”来状写作者攻读之刻苦。又如写月下之树随风摇曳，用“姗姗”；写枇杷树高高耸立，用“亭亭”。用叠词，摹声更为真切，状物更为细致，写景更为生动。而且读起来，音节和谐，更富美感。
词上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纵横千万里，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下片议论抒情，重点评论历史人物，歌颂当代英雄，抒发无产阶级要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的豪情壮志。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
上片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三句总写北国雪景，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北国风光”是上片内容的总领句。“千里”“万里”两句是交错说的，即千万里都是冰封，千万里都是雪飘。诗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都远非目力所及，这是诗人的视野在想像之中延伸扩展，意境更加开阔，气魄非常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凝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静穆之中又有飘舞的动态。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望”字统领下文，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句。这里的“望”，有登高远眺的意思并有很大的想像成分，它显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使人感受到他那豪迈的意兴。“望”字之下，展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这些最能反映北国风貌的雄伟景观，这些景观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长城内外”，这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这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正与前面“千里”“万里”两句相照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雪飘”“冰封”。“惟余”二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二字，则写出变化之速，寒威之烈，又使人联想到未冰封时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这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显气象的奇伟雄浑。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动态描写，都有活泼奔放的气势。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表现“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都是静物，写它们“舞”“驰”，这化静为动的浪漫想像，固然因在大雪飘飞中远望山势和丘陵绵延起伏，确有山舞原驰的动感，更因诗人情感的跃动，使他眼前的大自然也显得生气勃勃，生动活跃。。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写的是虚景，与前十句写眼前的实景形成对比，想像雪后晴日当空的景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雪后的景象则显得娇艳。“看”字与“望”字照应；“红装素裹”，把江山美景比做少女的衣装，形容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的艳丽景象。“分外妖娆”，赞美的激情溢于言表。
下片由毛泽东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并引出秦皇汉武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人物，抒发作者伟大的抱负及胸怀。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谓承上启下，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承上，总括上片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下，展开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诗人的抱负。这一过渡使全词浑然一体，给人严丝合缝、完整无隙的感受。祖国的山河如此美好，难怪引得古今许多英雄人物为之倾倒，争着为统一天下而奋斗。一个“竞”字，写出英雄之间激烈的争斗，写出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和衰落的经历。“折腰”的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并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总领七个句子，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诗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五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地展开，如同翻阅一部千秋史册，一一加以评说。一个“惜”字，定下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基调，饱含惋惜之情而又有批判。然而措词极有分寸，“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并不是一概否定。至于成吉思汗，欲抑先扬，在起伏的文势中不但有惋惜之极的意味，而且用了“只识”二字而带有嘲讽之意。“弯弓射大雕”，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成吉思汗只恃武功而不知文治的形象。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三字，言有尽而意无穷，有画龙点睛之妙。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诗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是诗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
全词用字遣词，设喻用典，明快有力，挥洒自如，辞义畅达，一泻千里。全词合律入韵，似无意而为之。虽属旧体却给读者以面貌一新之感。不单是从词境中表达出的新的精神世界，而首先是意象表达系统的词语，鲜活生动，凝练通俗，易诵易唱易记。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