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是王安国游庐山夜宿栖贤寺感怀所作。庐山佛寺颇多，有五大丛林，栖贤寺是其中之一，为南齐参军张希之首建，屡经兴废，遗址在今三峡涧玉渊潭北。当时诗人踯躅庐山，独宿佛寺，古屋萧索，四顾寥落，顿起遗世独立之想。这首诗就抒写了作者登览庐山的洒脱襟怀和情趣。
首联紧扣“宿栖贤寺”，以直叙入题，由于寺殿年久失修，故山风吹入，萧萧作响，而卧寝不得周严，寒气就会侵入。“弊裘”句由上文生出。因寝卧不宁，故而“弊裘起坐”，由“古屋萧萧”，而生“绸缪牖户”之想。“绸缪牖户”出自《诗经·豳风·鸱鸮》，意思是缠绕柴木，修补门窗。这一联切题叙事，且渲染出一种夜宿深山古寺的萧索阒静气氛。
由于中夜不眠，得以目睹深山夜景。次联集中笔力摹写庐山之夜。层峦叠嶂中，皓月当空，皎洁的清光，把整个大千世界变成了朗朗白昼；山谷间，泉水淙淙，仿佛为寂净的人间带来了风雨交加的萧瑟秋声。一句写山中月色，主要诉诸视觉；一句写山谷泉声，主要诉诸听觉。这里静景和动景互相配合，出色地构造了一个明净、透彻、幽寂、清寒的尘外世界，为人排解尘念、唤起遐思，布设了一种适宜的氛围。方虚谷说王安国诗“佳者不可胜算，而富于风月，此诗三四壮浪而清洒”（《瀛奎律髓》卷一），正指出这两句的独特气韵。
沉浸于如此境界中，诗人忘却俗念，烦恼顿消，于是脱口咏出“迹入尘中惭有累，心期物外欲何求”两句。“尘中”，犹言尘世、尘网，包括世俗社会和市井闹区。踪迹进入尘世，则会有俗务牵累、世事羁绊，着一“惭”字，表示了对世俗桎梏的不甘和不满。由此生出了“期”字，只消“心期物外”，就会无求无欲，身心恬然。物外即世外，《唐书·元德秀传》记载，元德秀“陶然遗身物外”，元氏以置身物外，求得精神超拔。诗人则是虽“迹入尘中”，却能“心期物外”，而达到泊然无求的境界，显得更为通达。两句一写形迹，一写心神，结构相对，内容相反，而意义上又有递进，连贯而下，对仗中具有气韵流动之美。
虽然“心期物外”，却也可“迹入尘中”，离开这宁静高洁的环境，诗人还是会有感慨，因而尾联有“须惆怅”之语。庐山长松林立，到后世仍然有“松树路”之名。天明登途，穿越松柏蔽空的山路，诗人更会惆怅不已。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此时诗人留驻片刻，他才会写诗记叙此行。这两句，“须惆怅”一转，“忍更”再转，而以题诗留念收尾，很符合登览游记诗的旨趣，十分得体。“忍更”二字强调必须有诗，表达出对庐山清境的低徊依恋，颇有余音袅袅之致。
本词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歌女，其活泼姿态表现得十分生动有趣。词的上片三句似电影中三个画面。首句“争挽桐花两鬓垂”，点出她们的年龄和活泼。古代孩童不束发，两鬓下垂，可见是一些小小女孩儿。她们在树下争着闹着，将桐花摘下来，插到自己的鬓发上。次句“小妆弄影照清池”，写年龄虽幼小，已经很爱美了。她们插好花稍稍打扮后，纷纷跑到清池边，欣赏自己美丽的倩影。一个“弄”字，活现出装模作样、顾影自怜的可爱相。她们不仅爱美，还十分顽皮淘气。上结“出帘踏袜趁蜂儿”是多么有趣的一笔。她们为了追逐一只小小的蜜蜂儿，只打着袜脚，来不及穿鞋，就掀开帘子蹦跳出去了。以上写她们平时是爱美、爱玩的天真无邪小小孩子。上片没有写明她们的身份，但从下片可看到这是一群被送到坊曲（唐宋时的妓院）强使学艺的小女孩儿。
过片两句“跳脱添金双腕重，琵琶拨尽四弦悲”，写她们一本正经练艺时的情况：此时坊曲主人给她们戴上饰物。那用金子镶嵌的手镯带在两只手腕上感到沉重。这“重”字语义双关，既是手上沉重，也是心中沉重。琵琶弹尽一曲声调悲哀。“悲”字也是双关，既是曲调之悲，也是女孩儿们内心的悲伤。结句“岁寒谁肯剪春衣？”这轻轻一点，实是重重一笔，本词的主旨终于显示出来。岁暮了，春天来临，究竟有谁肯为这群女小孩儿添制春衣呢？意思是，根本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她们的生活。
本词为四十二字的小令，在美成的笔下，显得十分出色。写法上很有特点，一是全词多用对比：上片女孩儿们的活泼笑闹和下片受管束、内心悲凉形成对比。二是下片中“跳脱添金双腕重”，坊曲主人为她们外表打扮、装装门面，和结句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她们生活冷暖形成对比。三是上片起句女孩们争着采桐花打扮自己，非常愉快和过片被动戴上手镯感到沉重不自在形成对比。通过种种对比，以层层加深的笔法以突出主旨。词的上片三句从不同角度大力渲染女孩们的活泼娇憨和自由欢乐。过片写出她们的沉重，接着又写出她们的悲哀，最后点出根本无人真心照顾她们。这样前面种种的可爱处更引起读者的爱怜。其三，下片的写法，特别符合《浣溪沙》这词调格律的要求。按《浣溪沙》作法，上下片各七字三句。分两句一组，一句一组。这一句一组是很重要的，要用力才能收住，本词的结句“夜寒谁肯剪春衣”，正是全词的重心所在。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