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涨减水愈急，秋阴未夕昏”所写之景，实际是交待诗人之所以“泊樵舍”的原因：曾上涨的洪水虽正在消退，但水势却比洪水上涨时还要湍急，故不宜行进。这一句不仅写出“泊樵舍”之由，还有其耐人寻味的言外之意，即间接反映了洪水上涨时水势亦甚“急”可以想成其造成的灾害不小。此时，洪水消退当然是好事，但因“愈急”却造成航程的艰险，使人产生担忧不安之感。后句写天空笼罩着秋天的阴云，未至傍晚江面已一片昏暗，亦不宜盲目行进，同时这句又形成令人精神压抑的氛围。这两句之景虽旨在说明作者之所以泊樵舍一是水急，二是天昏，但其中流露出的担忧不安则为全诗定下了低沉的感情基调。
颔联“乱山成野戍，黄叶自江村”，乃描写诗人泊樵舍镇时远望之所成：那新建县之名胜西山到处是军队野外驻扎的营幕，这不仅使风景绝佳之地大煞了风景，更暗示了社会的动乱不安，以“乱山”称西山，即增添了乱世之感；于江岸上的村庄中，诗人只成黄叶飘零，这恰如杜甫《春望》写“城春草木深”一样，乃“明无人”（司马光《续温公诗话》）矣，即百姓四处逃散，这荒寂的江村显得异常萧条。这正是清初战乱的生动写照。
颈联“带雨疏星成，回风绝岸喧”，则转写近处江岸立体空间之所成所闻。仰望天色已晚，闪现出稀疏的星斗，但并未给诗人明朗悦目之感。因为“秋阴”，所以天开始飘洒秋雨，使疏星“带雨成”；耳听则觉回旋的江风，在岸壁间呼啸，显得凄厉，回风再卷起涛声，则令人恐惧矣。前句是静态，后句是动态，静与动的秋风秋雨给人带来亦是凄楚与不安。
尾联回写江上之所成：“经过多战舰，茅屋几家存？”“战舰”乃官家兵船，与“乱山成野戍”呼应；“茅屋”是百姓住所，与“黄叶自江村”呼应。前句是实写，“战舰多”，使人感到政局形势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后句是虚写，“几家存”以问句出之，实指“无家存”。两相映衬，益成形势动荡、百姓流离的现实，其中充满诗人深重的忧虑。
这首诗写景采取由远及近的视角：先写江岸“乱山”与“江村”，继写“绝岸”，终写江面，画面颇成层次，意境显得深远。表面看，这是首景物诗，全诗四联皆写景，其实其“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每一联之景都内含诗人或郁闷、凄苦或不安、忧虑之情，但并不直露，全蕴藏于具体景物的意象之中，诗之风格仍偏于平和。
《高阳台》一调，音节整齐谐悦。此词开头“频听银签，重燃绛蜡”就是四字对句的定式。古代计时的器具，每过一刻时光，则有银签铿然自落。“频听银签”，一“频”字，可见守岁已久，听那银签自落声已经多次，说明夜已深矣。“重燃绛蜡”一句，说那除夜灯火通明，红烛烧残，一枝赶紧接着点上，使除夕夜的吉庆欢乐气氛，形象地勾勒了出来。一个“重”字，将时光的流逝，作者心中的慨叹，精当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到岁月流逝的不停息。韶华易逝，人又何堪？
“衮衮”二字，继以“惊心”，笔力警劲动人，与晏殊的词句“可奈年光似水声，迢迢去不停！”（《破阵子·湖上西风斜日》）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宵守岁已觉勉强，是睡，是坐，是饮，是止，词人心存犹豫。几番无奈，词人最后的主意是：洒是罢了，睡却不可，决心与梅花作伴，共作吟哦度岁的清苦诗侣。本是词人有意，去伴梅花，偏说梅花多情，来相伴我。如此可见用语精妙，而守岁者孤独寂寞之情，总在言外。
下片笔势一宕，忽然转向邻娃写去。邻家少女，当此节日良宵，不但彻夜不眠，而且为迎新岁，已然换上了新装，为明日春游作好准备。看她们不但衣裳济楚，而且，装扮首饰，一派新鲜华丽气象。写除夕守岁迎新，先写女儿妆扮，正如辛弃疾写立春先写“看美人头上，袅袅春旛”（《汉宫春·立春日》），是同一机杼。
写除夜至此，已入胜境，不料词笔跌宕，又推开一层，作者想象东风也被少女新妆之美而勾起满怀兴致，故而酿花蕴柳，暗地安排艳阳光景了。“勾引”二句为奇思妙想，意趣无穷。这样，词人这才归结一篇主旨。他以自己的经验感慨，现身说法，似乎是同意邻娃，又似乎是喃喃自语，说：青春美景岂能长驻，亟须趁此良辰，“把握现在”，从此“明日”新年起，即去尽情游赏春光，从残雪未消的楼台院落一直游到春日迟迟的园林胜境！
通览全词，上片几令人担心只是伤感衰飒之常品，而一入下片，则以邻娃为引，物境心怀，归于重拾青春，一片生机活力，才知寄希望于前程，理情肠于共勉，传为名篇，自非无故。
上片连用“霏霏”叠字，强调风雨如晦，气候极其恶劣。一团团的残雪无情地堆积到梅花枝上，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虽然明知冬天不会太久了，残冬一过，春天就要来临。但眼前这种烟雨、雪压霜欺的景象，直叫人怀疑春天还会有么？不言而喻，这恶劣的自然气候正是暗喻吴淑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蒙受种种冤屈的弱女子所感受到的黑暗社会对她的重压。她从心底发出“春从何处回”的呼喊，渴望春天快快降临，渴望洗刷蒙受的不白之冤。
下片憧憬获得自由后的美好情景：那时冰雪消融了，一簇簇，一朵朵的梅花从睡梦中醒来，绽开了绯红的醉眼。月亮出来了，梅枝在月光下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呵！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存在，现实仍然是昏暗冷酷，所以“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是以设问句提出的，这就与上片设问承接起来，并更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渴望自由的心情。最后以“从教塞管催”作结，意思是：既然无情雪堆积在梅枝上，梅花无法展现她的美丽，就任笛曲吹吧！吹得梅花纷纷飘落也毫不怜惜（古有《落梅花》笛曲。）李白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孙舣《落梅词》：“一声羌管吹鸣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既然一切诬告不实之词象脏水一样往我身上泼来，我的冰清玉洁被玷污了，形象被歪曲了，就让脏水继续泼吧，直至我窒息、消亡！这是出自愤愤不平的呼喊。
这是一首优美动人的小词，正象婷婷玉梅那样，天然、淡雅，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而又风流蕴藉，情致缠绵。也象羌笛声那样，哀怨、悠扬，余音娟，不绝如缕。构思极巧，是咏雪？还是咏梅？亦此亦彼，浑然莫辨。出自步性的锦心绣口，倍觉细腻、灵巧。笔笔写景同时又曲曲传情，化实为虚，终不许一语道破。作者的真实感情隐藏在霏霏烟雾、纷纷雪片背后，让读者去玩味。小词的语言也清新而纯净，声调和美。即如开头三句；叠字“霏霏”，又复沓一次， “雪”宇也以“顶针”的形式重叠，造成轻快的节奏，如同小儿女的窃窃私语，又如哺晡梦呓，与词的内容十分协调。 “堆"字下得新颖而贴切，形象感强，完全是从口语中提炼出，绝无文人笔下的书卷气。这种天籁之趣，十分难得。
诗一、二两句，切“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经过象县的时候作诗寄给作者）”；三、四两句，切“酬（作诗酬答）”。“碧玉流”指流经柳州和象县的柳江。
作者称曹侍御为“骚人”，并且用“碧玉流”、“木兰舟”这样美好的环境来烘托他。环境如此优美，如此清幽，“骚人”本可以一面赶他的路，一面看山看水，悦性怡情；此时却“遥驻”木兰舟于“碧玉流”之上，怀念起“万死投荒”、贬谪柳州的友人来，“遥驻”而不能过访，望“碧玉流”而兴叹，只有作诗代柬，表达他的无限深情。
“春风无限潇湘意”一句，的确会使读者感到“无限意”，但究竟是什么“意”，却迷离朦胧，说不具体。这正是一部分优美的小诗所常有的艺术特点，也正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这也并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果细玩全诗，其主要之点，还是可以说清的。“潇湘”一带，乃是屈子行吟之地。作者就把曹侍御称为“骚人”。把“潇湘”和“骚人”联系起来，那“无限意”就有了着落。此其一。更重要的是，结句中的“欲采苹花”，是汲取了南朝柳恽《江南曲》的诗意。《江南曲》全文是这样的：“汀洲采白苹，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由此可见，“春风无限潇湘意”，主要就是怀念故人之意。此其二。而这两点，又是像水和乳那样融合一起的。
“春风无限潇湘意”作为绝句的第三句，又妙在似承似转，亦承亦转。也就是说，它主要表现作者怀念“骚人”之情，但也包含“骚人”寄诗中所表达的怀念作者之意。春风和暖，潇湘两岸，芳草丛生，苹花盛开，朋友们能够于此时相见，应是极好，然而却办不到。无限相思而不能相见，就想到采苹花以赠故人。然而，不要说相见没有自由，就是欲采苹花相赠，也没有自由。
这首诗语言简练，写景如画。诗人用“碧玉”作“流”的定语，十分新颖，不仅准确地表现出柳江的色调和质感，而且连那微波不兴、一平似镜的江面也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和下面的“遥驻”、“春风”十分协调，自有一种艺术的和谐美。
从全篇看，特别是从结句看，其主要特点是比兴并用，虚实相生，能够唤起读者的许多联想。但结合作者被贬谪的原因、经过和被贬以后继续遭受诽谤、打击，动辄得咎的处境，它有言外之意，则是不成问题的。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