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此词描绘大柏地雨后美丽诱人的景色，抚今追昔，揭示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热情讴歌人民革命战争，流露出一种胜利后的宽慰和乐观情绪。
上阕写景。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起二句写天上的彩虹，措辞、构思都极为精彩，破空而来，突兀奇妙。上句写彩虹的七色，一气连下七个颜色字，自有诗词以来，从未见人这样写过，的确是创新出“色”的神化之笔！下句愈出愈奇。将彩虹比作“彩练”，一般诗人词人或也构想得出来，尚不足夸，妙的是作者烹炼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舞”字，遂使本为静态的彩虹活了起来，何等的灵动！这样的语言，正是诗词的语言，非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样式所能达到。试想，七彩缤纷，长虹如拱，这一幅景象，油画、版画、水彩画，哪一个画种不能摹绘？更不用说摄影、电影、电视之可以真实地将它记录下来了。唯虹霓化“彩练”而“当空舞”，这样的意境，只能存在于诗人或词人的形象思维之中。诗词是用文字符号砌成的艺术建筑，而文字符号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视觉形象来得直观动人，因此，欲追求诗词写景之逼真如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取其败。聪明的作家，往往注意扬诗词之长而避其短，于“画”之所不能表现处，别出趣味。依照这一法则创作出来的诗词，方有诗词独特的艺术魅力，庶使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品类都无法替代。毛泽东这两句词的妙处，正须向这方面去体认。又者，“谁持”云云，是诘问的语气，却并不要人回答。由于下文都是陈述句，这里用问句开篇，就显得非常吃重——有此一问，通篇句法便有起伏、变化，不至流于呆板、凝滞。假若这句采用诸如“天仙彩练当空舞”之类的叙述语气，岂不逊色多多，何能像现在这样峭拔？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作者已署明词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三三年夏”，注重交代季节的特殊性——“夏”，这里更补出词篇切入的具体时间和气候状况。由于这是夏天的某个傍晚，一场雷暴雨后，夕阳回光返照，于是才会有彩虹满天的绮丽景观。又由于大雨洗尽了空气中悬浮的尘埃，斜晖的射线投注无碍，于是远处的群山才显得格外的苍翠。可见那“雨后复斜阳”五字，虽只平平说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束上管下，使前面的“赤橙”二句、后面的“关山”一句，都显出了合理和有序，委实是少它不得的。晚唐著名词人、“花间派”的鼻祖温庭筠，有《菩萨蛮》词曰：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毛泽东“雨后复斜阳”句，即用温词中成句，仅改动了一个字。然而，温词是写闺情，风格绮怨而纤柔；毛词则是写战地，虽借用温词之句，但一经与下文“关山阵阵苍”云云搭配，便见得境界阔大、气象苍茫，风格与温词迥然不同。毛泽东博览群书，熟读了大量的古诗词，故时将前人成句信手拈来，或稍加绳削，用入自己的创作。值得称道的是，其所取用，大都与己作浑然化为一体，不见痕迹，决非食古不化者可比。这里又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下阕写抚今追昔的感慨。“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两句追忆1929年2月在这里发生的激战，那次战斗形势是多么紧张，打得是多么激烈，仅用两天时间就消灭了尾随的敌人。村前墙壁上无数的弹洞，就是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是说今天看来，那些弹洞，装饰和点缀着阵阵苍翠的关山，却别有一番风采，使得关山更加美丽了。这既是作者对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的赞美，也是对美的发现，在作的眼里，一切都是物随心意，作者的乐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菩萨蛮·大柏地》整首词亦画亦诗，情景交融。词描绘的画面是：绚丽的彩虹、雨后的斜阳、苍翠欲滴的关山、前村墙壁上的弹洞等，高下、大小、远近、偏正、方位等构图适宜，层次感极强。色彩是：彩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斜阳的红，村庄墙壁的白，但以天宇的湛蓝和群山的苍翠为主色。“舞”字使人觉得彩虹在蓝天的映衬下有一种飘动感“阵阵苍”让人感到群山的苍翠之色有着深浅明暗的变化。真正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总之，整个画面丰富和谐，生机盎然。作者在词中所抒发的是重游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回忆往日辉煌胜利时的愉悦之情，和对人民革命战争以及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根据地的赞美之情。这些喜悦赞美的情思又是在不露痕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中流露出来的。作者把主观的情志美与客观的自然美、社会美高度统一，熔炼成艺术美，情景交融，富有韵味。
动态地描写景物与巧妙地运用联想也是《菩萨蛮·大柏地》的突出特点。上阕从彩虹联想到彩色绸带“当空舞”，从关山联想到雨后斜阳时“阵阵苍”；下阕从弹洞联想到“装点此关山”，以至“今朝更好看”，这些动态描写充分体现了在“郁闷”心境下的作者乐观的情怀，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的信念。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