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十八句,按内容分为五节。前十句为一节,写题目中的“水谷夜行”作为全诗的引子。首两句写夜班更深起行的感受。首句鸡声惊起,憨、号、荒这些字给人以荒凉冷落的感觉,“山壁月倒挂”写月将落的景色,生动形象,和首句的荒寒相映成趣。三、四句写早行赶路。五、六句回忆初离京师,时值初夏,而现在已届素秋,强调出行之久。这些都为下文怀念京师作垫。同是写将晓的景色,李商隐的“长河渐落晓星沉”是凄丽,而“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则是气势雄浑,境界开阔。九、十两句写天将拂晓,睡意全消,自然引起下文怀友之念。
“缅怀”二句,诗人由眼前的侵晓夜行想到当日京师的文酒高会,冷落的行旅和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文笔从高会的众宾收缩到诗人所畏爱的苏、梅二人。古人称值得敬佩的朋友为“畏友”。“可畏爱”三字引出下面几节对苏、梅的评论,直贯篇末“双凤凰”的比喻。“篇章”两句总写二人创作之富,声名之高,难分上下。这是总评,为下两节分评起个头。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专论苏舜钦的才气。《庄子·齐物论》说:“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作则万窍怒号。”“万窍号一噫”就是用《庄子》的语意来表现“气尤雄”的程度,说他作诗的气势,犹如大风陡作,万窍皆鸣。苏舜钦又善写草书。“有时”两句暗用张旭(人称张颠)来夸赞苏舜钦的书法,这也是“气尤雄”的注脚。“譬如”两句写其奔放,这是兼诗和草书说的。“盈前”二句主要写其既多且好,但“难拣汰”三字于赞扬中也略有微词。这一节共八句,表现了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和草书家的形象,他的酒酣落笔、尽情挥洒的风神令诗人神往。
第四节十二句专写梅尧臣诗风的古淡,和苏舜钦的雄放恰成对照。梅尧臣比欧阳修大五岁,“梅翁”的称呼既亲切又有尊敬的意味。“事清切”的“事”是动词,表示梅尧臣刻意追求“清切”的境界。次句用流水穿过乱石的形象来比喻“清切”,但不是直说,而说成是“石齿漱寒濑”,就更显生动。这里暗用孙楚“漱石枕流”的典故,而不易使人察觉。“作诗”两句写梅尧臣诗的功力之深(相传梅尧臣日写一诗),又表示了诗人对梅尧臣诗的尊崇之意。“文词”四句写作诗之久,老而不衰。一般人年龄一大,才思往往不如年轻时的敏锐,因而诗的功力虽深,清新之感却逊于当年。而梅尧臣却不然,年龄心意虽然老大(其实这时才四十三岁),但文词反而更加清新。这句的“虽”字,有的版本作“难”,那么可以解释为全心全意作诗,不知老之将至(诗人青春长在)。单从这两句看,“难”字意味还长些,但和下面“譬如”两句接不起来,所以把四句合起来,仍以“虽”字为佳,两句因韵脚而倒装。“譬如”两句从“徐娘半老,丰韵犹存”的典故化出。用“妖娆女”作比喻,带有亲切幽默的味道。“近诗”四句写梅尧臣的诗风从清切到古硬,功力愈深,而一般浅人愈难欣赏。用“食橄榄”为喻,非常贴切,写出梅诗耐人细细琢磨才能欣赏的硬工夫,这是下节“古货今难卖”的伏笔。食橄榄这个比喻被后人沿用来说明一种生涩的诗风,如评黄山谷诗等。把这一节十二句和上节八句对比,看出作者用笔的变化。苏舜钦诗的特点是雄放,作者八句也如同一气喷出。梅尧臣诗“古硬”,别人不易理解,所以作者用十二句分三层来写梅诗的特点,先写作诗之久,叙作者为衬,再用比喻说愈老愈清新,最后特别提到“近诗尤古硬”,表明工夫老到,但“真味”必须细嚼得之,不能失此“古货”(古人不管自己怎么创新,总标榜越古越好)。作者的苦心尤在宣扬梅尧臣诗的高超。这两节是该诗的主要部分,又为最后一节的总结准备了条件。
最后一节十二句,分三层,“苏豪”四句为第一层,总结前两节的描写。苏舜钦诗虽容易为人欣赏,但用“徒惊骇”三字,也含有对当时舆论的不满。“二子”六句为第二层,对两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赞扬,将他们比作“双凤凰”,推崇备至,但“云烟”二句也表现出对他们的遭遇深感不平。“凤凰”既是祥瑞之物,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但刚一施展才能,立即受到摧抑排摈,两句“一”字紧相呼应,以表现当时世人的妒贤嫉能。在此诗写后不久的九月份,苏舜钦就因向朝廷进奏院祠神祭祀费酒而被小人告讦,贬谪而死。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一文里感慨尤深。“安得”二句一方面就“凤凰”的比喻生发,哕哕,本指凤凰的鸣声,这儿即指作诗唱和;另一方面回应篇首“二子可畏爱”的语意。最后两句为第三层,表示相思之情不能已,所以作诗寄问,交代题目中的“寄”字。因为诗人独行无友,风尘仆仆,想到当时京师文酒高会的盛况,想到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才,诗人觉得,这时他们可能把酒吟兴正浓,不知道他的相思之苦,所以得寄诗相问。这样和题目中的夜行及第一节正好呼应。这两句总结全诗,略嫌草率,未能达到神完意足的境界,有点美中不足。
欧阳修在唐代诗人中极为推重韩愈,认为作诗当以韩愈为法。这首五古就是受到了韩愈诗的影响。在诗中写朋友的不同风格,韩愈《醉赠张秘书》说:“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欧阳修此诗就韩愈这种写法开拓得更广阔,把苏舜钦、梅尧臣诗风的特征予以尽情描绘,对社会上对他们的排斥极表不平。诗前的叙事写景简劲利落而语句凝炼,中间的评论形象生动又极富感情。全诗条理脉络清楚紧凑,是欧阳修五古中的一首佳作。
这篇散文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具备的品德以及谏官石刻的由来,告诫谏官们要恪尽职守。全文结构简短,层次鲜明,笔锋犀利。
开头“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不能取信于人。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周详,面面俱到,文字简洁利落。最后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文章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读者不知道从何说起,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人人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敢于直谏,体现了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作者曾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其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人传颂,而这篇散文则是他这一品质的表现。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