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是回忆之语，再现当时送别梁耿的情景。在一个晴朗的傍晚，夕阳低垂，斜晖映照着河水，一派晴明色彩，然而友人却要在此时远去了。“晴川”历历可见，但见那一叶孤舟载着浓重的离愁徐徐离去，他们从此天各一方，这怎不使人万分惆怅！“携”，离开。开头两句点明送别时间及自然景象，流露出不堪分别的沉重心情。第二句与第三、四句之间，有一段目送孤舟的过程的跳跃，留下了引人想象的空白。这中间没有写如何伫立岸边久久凝望，没有类似“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展现，而实际上正是目随孤舟，渐望渐远，才把平野吸入眼底。这时只见野地平阔，春草绵延，暮归的飞鸟在旷野上忽远忽近地飞旋。鸟儿归飞，既是所见，亦是触物起兴，引起送别伤情——鸟儿尚能自由飞翔，傍晚聚归，而人却在这薄暮中随着流水漂移而各分东西了。这其中透露着对友人飘零天涯的感慨和自己被谪的痛楚。在送别之际，极目望高鸟，那无限怨怅真难以抑制；回忆那送别情景，又是多么苍茫悲怆！
下片写别后情景，抒发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和被谪的遗恨。“白云”“明月”两句写思情的绵长悠远，自己常望着云和月怀想梁耿。“千里万里”状关山之阻隔难越，“前溪后溪”状自己所处之境地——苕溪有东苕溪与西苕溪之分。放眼能见的只是飘浮在万里长空的白云，而友人在何方呢？白云是否也能把自己的思念带给天边的友人呢？皎洁的月光照着溪流，它也该同样照着随流水远去的友人。谢庄《月赋》云：“隔千里兮共明月”。望月怀人，明月也似有情，把自己的思念捎向远方。对月望云，云和月在这里都是切切思情的寄托物。最后两句抒写自己与友人被贬谪的悲恨，进一步点露别情之深长是由于两人有共同的命运。“长沙谪去”，用西汉贾谊因遭权贵中伤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一事（贾谊因此被后人称为“贾长沙”），表达了郁结于心头的怅恨。这“恨”既为梁耿被谪而发，亦交织着作者自己遭贬的痛苦。对梁耿的深切思念，正是基于这被谪的共同遭遇，谪中的别恨愈见深沉，令人心碎。在这次友人聚于苕溪的宴集上，独不见梁耿，此“恨”更长。这因谪而加浓的思情可视为贯穿此词的感情主线，这句也可视为点明离别的感情内容的“词眼”所在。这种关于送别的回忆及别后的思念，不是一般的儿女别离之意、亲人分隔之情，而恰恰是谪客之别情。谪中之别，愈见悲恨相续。末句用江边泽畔春草萋萋的形象，来暗示这种分别的遗恨的深长。《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后人就常以春草绵绵来象征别离的不断思今。想念远谪的友人，望着蔓延的春草，更令人黯然销魂。
“金璞明，玉璞明，小小杯罥翠袖擎。满将春色盛。”“金璞”、“玉璞”写出了花蕊和花瓣的颜色和质地，两个“明”字，则表现出花蕊和花瓣的莹润和光泽。“满将春色盛”融入了词人的主观感受。整个上片色彩鲜明，刻画生动逼真，形神俱出。
“仙佩鸣，玉佩鸣，雪月花中过洞庭。”此三句进一步运用想象，动态地刻画出水仙的风姿。这三句所渲染出的画面神奇而美丽，令人心驰神往。
“此时人独清。”此句既是言水仙，又是言词人有感于水仙临水而独立的清新脱俗而甘愿超凡出世、独守寂寞的人格追求。“人独清”是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式的人格境界。
《吴山青·金璞明》咏物言志，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颇耐人寻味。两个“明”字和两个“鸣”字，谐音，又为全词增添了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效果，读来颇感耳清目明。
这首诗首句措辞非常隐曲，本意是对身世极度不满。颔联有“心存魏阙，望而不见”之慨。颈联白字属烟，而拆居句末，以见警策。尾联点明访秋的意思。境界寥廓，景中有情，不言思归，而归思已见也。诗意深曲含蕴，意脉不露，耐人咀嚼。
首联：“酒薄吹还醒，楼危望已穷。”诗篇一开始就蕴含着深沉的愁苦。诗人万里投荒，愁思难已，于是借酒浇愁，谁知酒味淡薄，无法浇灭那心中熊熊燃烧的思家念国之火，愁思反而愈加沉重。他登上高楼遥望北方的家乡，西风吹来，酒意全消，而放眼望去，故园杳不可见，心情更加郁闷。这两句起势陡健，发唱警挺。劈头一句“酒薄吹还醒”，是经过长久的离别，尝尽愁苦滋味以后，盘纡于胸中的感情的猛然倾泻，给人以十分强烈的感染。
次句“楼危望已穷”，紧接着描画出诗人登临极目，北望乡关的情景，着墨不多，却鲜明如在目前。两句情景交融，蕴含着深厚的诗意；“还”字、“已”字，使得诗句上下紧密联系，曲折起伏。而“望”字，又点明了诗题中的“访”，并领起垒篇，可谓一诗之“眼”。从开始两句中，就体现出了诗人精心安排的艺术匠心。
中间两联，就是诗人望中所见，而见中又寓所感。诗人先是使用反衬手法，通过落日归帆的景象，来表现自己有家难归的苦闷。“江皋当落日，帆席见归风”，诗人纵目望去，落日的余辉正照在江岸上，江中归船的帆席鼓满西风，正在轻快地驶回。见此情景，诗人想到自己的’家乡远在万里之外，不知何时才能归去，当此西风落日之际，家中的妻儿说不定正在急切盼望自己呢，心中不免涌起异乡作客的惆怅。通过反衬，思乡之情被表现得曲折而又强烈。接着，诗人又换用烘染的手法，通过对龙潭鸟道的描写，来进一步暗示自己的乡思。
“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是说渐起的暮霭，有如轻纱般地笼罩在龙潭上，潭水一片银白；余霞照在只有鸟儿才能飞过的高峻的山上，山山岭岭被映成一片红色。这两句初看起来，山红水白，好像一片美景，但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包孕其中的异乡情调，以及客居异地时在日暮时分很容易勾起的乡国之思，诗人巧妙地用具有桂州特点的景色，来烘染出自己的乡思，隐而不显，含蕴深沉。
这两联描写景物十分形象生动，但又简洁凝炼，原因在于诗人善于选取典型物象。前一联只用“江皋”、“落日”、“帆席”、“归风”四种物象，就生动地画出了一幅落日归帆图；后一联也仅采“烟”、“龙潭”、“霞”、“鸟道”四种物象，就组成了一幅桂州山水画，笔墨经济，画意浓郁，使人如身临其境。每两种物象中用动词联结，互相映带，交织融会，顿然产生活泼生动之感。而动词的安排，前一联的“当”、“见”在第三字，后一联的“带”、“分”在第二字，这就使得诗句在节奏上发生变化，读来顿挫起伏，别具一种抑扬跌宕的声情美。
最后一联：“殷勤报秋意，只是有丹枫。”缴清题目《访秋》，含蕴地表露出思乡的急切心情。诗人因为思乡，连北方的秋色也觉得可爱，所以要登搂寻访秋意。然而，因为“桂州地暖无秋色”（《桂州路中作》），登楼而访，却望不见往年习见的北方秋色，心情格外怅惘。而此时此地，那殷勤地报告秋意的，只有一树树火红的枫树，给人一点点难得的慰藉。诗人用“殷勤”和“报”，将丹枫人格化，在一片苍茫寥落中，特别报告了令人忆念面寻访的秋意，显得多么富有深情。而“只是”二字，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桂州地暖的自然特点，另一方面也婉转地表示出作者在桂州的孤独处境和落寞情怀，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倒远不如看似无情实多情的丹枫亲近，作者在异乡的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乡之念，在这里被表达得更为曲折和深沉。最后一联，字字浸透着作者的思乡之泪，那火红的丹枫，又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令人回味无尽。
诗题“访秋”，而全诗通过形象的景物描写，婉曲深沉地表达出无穷的乡思，这已是一层曲折。中间各联在具体的描写中，又起伏变化，峰回路转，用笔极尽曲折之妙。虽然如此，但全诗并没有那种过分渺茫和无从捉摸的感觉，而是有消息可寻，含蓄而不晦涩。全诗扣紧“望”字，笔不旁骛，蝉联而下，在宛转曲折中又显得流畅自然，读来一气贯注，天然浑成。诗篇开始以精切的对句起笔，最后以散句作结，在精整中不乏自然之姿，在谨严中又留下不尽的余响，耐人寻味。
唐代后期由于人烟稀少，蔡家机场一带的湘江东岸尚未开垦耕种，为一片平野。“晓莺啼远林”，进一步说明此片平野面积广阔，一片葱绿的草地。地势低平的湿地土壤中含氧低，不适林木生长，林木多分布平野边缘丘陵上，故曰“远林”。
“潇湘渚”即巴洲滩，诗人清晨泛舟而下，首先到达巴洲滩。此时已早晨七八点钟，一个大好晴天，适宜诗人深入民间访问，考察风土民情。“云断岣嵝岑”，岣嵝岑，乃指“衡山”，它的最高峰为祝融峰。此句意含诗人北望长安，视线被“衡山”所挡。这是诗人曲折表达受迫害的贬谪心情。古史相传，大禹曾驱车到洞庭以南考察水情，禹是传说中的上古圣人之一。此句暗指唐宪宗效法先圣尧舜治理天下。“世途非所任” ，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反映诗人一心报国无门，被贬南荒之地，时刻思念重返朝廷，效忠君皇，为国为民尽自己一份历史责任而不可能，诗人多么盼望皇帝召其北归。诗的最后两句切题，舜帝南巡野死九嶷。诗人一向以邀尧舜为师，表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都具备此种历史责任感，所以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这两句诗实写苍梧，即九嶷山，暗指舜帝的英明，借喻唐宪宗以兴尧舜之风为己任，能召回永贞革新志士重返朝廷，效忠皇帝，实现政治革新。这仅仅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此句蕴含诗人多少相思泪!
柳宗元26岁中博学鸿词科，步入仕途，“超取显美”，任礼部员外郎，虽是六品京官，却有资格参加早朝议事。现在身处逆境，成了被禁锢的囚徒，他在零陵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这是一般被贬斥的朝官不可能自觉做到的。所以只有把握柳宗元政治革新的进步思想本质，才能理解诗人在元和四年春深入民间之举的缘由。“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诗的落脚点在一个“阴”字上，其实还是空望一场，但又表现诗人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激情，这是历史上进步文人的共同心态。
这是首次发现柳宗元贬永十年，第一次写于今冷水滩区管辖地域的诗，为研究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人民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初步认定《零陵春望》写于元和四年春。此时柳的姨父崔敏已任永州刺史，有了保护伞，所以他的行动较前自由一些，因此盼望回长安的心情更急切。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些信向长安亲友求助，设法返回朝廷，这是诗人写《零陵春望》的内心企图。由于唐宪宗及保守派对柳的歧视，致使柳宗元贬永十年不得被召回供职，反而贬到岭南柳州而客死任所。柳宗元一生仕途多舛，报国无门，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命运!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