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主要是写花,写诗人惜花之情。诗从花香写起。“楸树馨香”四个字,把诗人的喜花、爱花之意透写了出来,为后面写惜花之情先垫写一笔。次句写诗人的惜花之情就应从花香的消歇着笔,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直接写,而是变了一个角度,转了一个弯子,从花开花落立意。从花的飘落来写诗人的惜花情。 “斩新花蕊未应飞”七个字,说明他早已看见楸花纷纷飘落了。眼下,他猜想只有那刚开的花,大概还没有飘落。诗人明明早已看见楸花飘落,可是又不直说;明明是写诗人由花落引起的惜花之情,可是诗中又不把它点破。这样写来,情思表达得极为婉转含蓄。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只是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惜花之情,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直抒这样感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未醒时雨打稀。”宁可自己在醉眠中不知不觉时,一阵狂风把花吹落,必然是不未心又亲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花打稀。人在落花时节本易伤情,再目睹花落,其情更难堪了。所以这两句中,一个“不如”,一个“何未”,将诗人在“醉里”与“醒时”对落花的感受进行对比,先退一步,后进一层,把诗人的惜花之情写细了,写深了,写活了。
花落而引人怜惜,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这首诗虽然也是这样的主题,但构思上却有它的特色。诗人本来是由早开的花被风吹雨打尽,而引发出对新开的花蕊前景的担心;再由这种担心,而引发出诗人的惜花之情。但诗中并没有写“先见有谢者”(《读杜心解》),而是从“斩新花蕊”立意,从虚处着笔,暗写落花情景。将诗人的惜花之情,由暗到明,先退后进,写得十分深切。
第二首主要是写鸟,写诗人爱鸟的深情。人世间夫妻、朋友分离,相思情切。常常以梦幻为真实,以假为真。而一旦相见,却又往往以真实为梦幻,将真作假。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词就这样写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甫在《羌村三首》里,描写乱离中与亲人相聚也有这样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首诗写的虽非尽为人世间情事,而是人与鸟的感情,但在构想上却与上举各句颇为相同。
门外沙滩上那鸬鹚走了许久,诗人无比思念。首句“去不来”三字,点出了这一背景,写出了诗人对久去的鸬鹚的思念情怀。也正因为诗人对鸬鹚思念情深,所以,诗的次句写他“沙头忽见”时,又不禁“眼相猜”,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一种去久忽见的惊喜之状跃然纸上,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他的以真疑假,正可见出他平素想念鸬鹚鸟时,以假当真的情景。这一句真可谓将诗人的情写痴了,写传神了。
这时,诗人对鸬鹚的一片深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面对去久乍见的鸬鹚,不能让它再次飞去。在诗人的心灵里,又怎能再次承受鸬鹚“去不来”的痛苦。所以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这样叮嘱道: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从今以后,你应了解我愿意与你为友,很想常常能够见到你的心情,你就天天到这沙滩上来吧。后两句凌空一笔,将诗人对鸬鹚的深情写透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少诗人在描写物我关系时,常常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给一些无情之物以人的感情。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人的笔下,那大自然中的鸬鹚鸟仿佛会思想,感情似乎可与人通。所以他要对那鸬鹚如此叮嘱,诉说衷情。
这首诗从写诗人对鸬鹚“去不来”的思念,到“沙头忽见”时的“眼相猜”;从去久乍见的惊喜,到担心它日后再“去不来”,而殷勤叮咛“一日须来一百回”,将诗人的爱鸟之心步步写来,十分真切。将诗人由此而展开的种种心理活动写得很深很细。全诗读来,语虽平淡似口头话,却富有韵味,很有情趣。
第三首是写竹,写诗人的爱竹之意。“无数春笋满林生”,诗一开始从春笋满林写起,又是“无数”,又是“满林”,把春笋生长繁茂的情景写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画图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这自然景象的无比喜悦之情。
诗人知道,眼前这春笋,既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观赏的玩意儿,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宴席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今日之春笋,正是他日之新竹;今日春笋满林,可知他日新竹万竿。此刻诗人必然是细心看护。所以,诗的次句这样写道: “柴门密掩断人行。”他要把柴门关得紧紧,谢绝一切客人。
写到这里,诗人的护笋之意已明。但是诗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诗的后两句中进一步申说: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人一定要将这头批笋子看护好,使它长成新竹。宁可任客人责怪自己,也不对他的到来亲自出迎,诗的上句不仅点出了诗人细心护笋的原因,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多么希望眼下这一根根春笋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长成新竹。诗的下句“客至从嗔不出迎”,与“柴门密掩断人行”相照应。诗人在这里用“从嗔”二字贯于“不出迎”之前,深一层地写出了他那专心护笋的决心。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很爱竹,他听说吴中有一家人有好竹,便驱车前往,直到那家院内竹下观赏,“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他也不理睬。当他尽兴而去,主人才将门关上(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在唐诗中有“(竹何须问主人”的诗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杜甫在此却将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从“主不迎客”着笔,暗中反用了王徽之故事而又不露痕迹。巧妙的用意,写出了诗人对春笋,对新竹的一往情深。
全诗写竹,却从笋写起;写爱竹,却从爱笋着笔。由笋而竹,将诗人的爱竹之意写得不是浮泛,而是深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写诗人的爱竹之意,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词语来表白,而是通过“柴门密掩断人行”,“客至从嗔不出迎”等具体行动来表现。这样写来,诗人的情怀显得格外实在,格外真切,也格外感人。
这首诗以秦筝为题作歌写送别。全诗可分为三层。
诗的前四句主要写秦筝的音调特色。以“汝不闻”点明此歌乃是为肖正而作,并且强调秦筝,引起全诗,“苦”,概括了秦筝声调的特色。次句又以秦筝构造的复杂暗示曲调将不同寻常。三、四两句则具体写秦筝的声音特色,先直接写声调的幽怨沉缓,然后又以时间的推移写曲调的悠远绵长,人们预知秦筝将奏出动人的曲子。
诗的次四句写送别时弹奏秦筝。先点明水绕树合的红亭,是送别的环境,也是弹筝的环境。次点出所弹曲调为《黄钟乐》和《白芝曲》。然后集中写秦筝的音乐效果:清风飒飒而来,浮云停滞不动。“飒”,透露出凄怨,“云不去”反映出缠绵难舍。这两句不仅用自然界的景物形象写出秦筝之声,而且以物之尚且有知’,衬托了人之不能无感,遂有“闻之酒醒泪如雨”一句,来写秦筝声引起的惆怅别情。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送”字。归秦地而作秦声,歌题是恰切的。结尾“汝”字与开头“汝7字相呼应,强调“送汝”,而一个“悲”字呼应开头的“苦”字,写出借秦筝传达出的悲苦不忍别离的心情。其中似也包含着弃置州县,难以归京的苦闷。
这首诗情调悲切婉转,催人泪下,韵脚也低沉凝重,突出地表达了诗人送别时凄怆悲苦的心绪。
这首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禁体”,即序中说的“禁用体物语”。所谓“禁用体物语”,欧阳修的《雪中会客赋诗》的序说:“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这并不是作者故意出难题,以便“于艰难中特出奇丽”。
李商隐《对雪》诗说:“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骓送陆郎。”此诗堆砌词藻,“多用故事”,写出一支“雪”的谜语,看不出有什么诗意。宋初“西昆派”诗人学李商隐,就专学这一类。由此可见,“禁用体物语”,正是要矫正“西尾体”流弊,使诗歌面向现实,以白描代替藻饰。欧阳修诗中说:“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即有“力去陈言”,注意写实的意思。苏轼此诗,用白描语言,翔画喜爱雪的心情,尤为细腻。
起句写“窗前”“枯叶”在“暗响”,再写“映空先集”,疑“有”疑“无”,纯属白描,正是初雪。欲落未落,“作态斜初”,使人待之焦急,刻画尤为入神。这不仅把雪写活,而且写出望雪心情。久旱得雪,大家欢喜,“众宾起舞”,“老守先醉”,便是这种心情的生动表现。其中,“风竹乱”是舞姿,“霜松折”是醉态,但也是雪景。“恨无翠袖”,即《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的意思。“横斜”是梅态也是舞姿,亦复语含双关。“微灯”写宴罢之后,灯光微淡,才能见雪;微雪时止时降,故望去若明若灭。纪昀说,此诗“体物神妙”是不错的。但此诗之妙,主要还在于写出心情。
“归来”卧听“更鼓”,因更鼓知夜永,由夜永推知雪势(一般说来,雪多落于夜间,苏轼诗即有“夜静无风势转严”句)未停,所以欢喜。即使冷到衣裳像长了棱,也不以为嫌。人虽就寝,心在雪上,急欲了解雪下了多少,故第二天清晨不待铃索唤醒,而已起床。这时最怕是雪晴“初阳”出。但事实上只是一场小雪。可是他还想对“余雪”再赏一下。从桧树顶上到瓦沟,一一注视;对疾风吹落下来的“余屑”也感到惊喜。这就加倍刻画出望雪、喜雪的心情。杜甫说“忧国望年丰”。“雪兆半年”,望雪即望丰年。这种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欧阳修诗中说:“乃知一雪万人喜”,这种忧喜是与广大人民一致的。
结处收到题目。“聚星堂”是欧阳修为知州时所建,“聚客赋诗”咏雪,“禁用体物语”是以前欧阳修的事。颍水在汝水之南,故说“汝南”。“故事”即指咏雪事,“白战不许持寸铁”,指“禁用体物语”,“白战”用作比喻生动形象。
把此诗与上面所引的李商隐的诗相比,同为咏雪,而写法与内容迥不相同。李商隐那首诗,尽管词采藻丽,用典雅赡,究其思想,却很贫乏。苏轼洗去铅华,纯用白描,不惟“句句是小雪”,写出特征,且着重心理刻画,描写入微,写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与万人同忧、同喜的心情,实践了欧阳修讲的“搜索万象窥冥漠”的主张。清代翁方纲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非唐人所能囿。”(《石洲诗话》)苏轼此诗正可为其代表。黄庭坚的“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着整整复斜斜”(《咏雪呈广平公》),虽亦用白描,但中无寄托,仍近谜语,相较一下,有助赏鉴。
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