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
这首诗将午睡醒来、由恍惚到清醒的瞬间感受和心理的复杂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诗的首句写春日午睡时将睡未睡的感觉,“花前”点出是春天季节,又照应下句的“红影”;“簟欲流”既指卧席波浪形的花纹,又指竹席光滑清凉如水,睡意朦胧间,仿佛感到竹席变成了缓缓流动的波浪,十分惬意。次句写睡醒之感,这一觉睡得舒适漫长,醒来时只见花影投射到帘钩之上,正午花影最短,不会遮住帘钩,故而可看出此时日光已经西移,“催”字表达出惊讶时光过得飞快的心理感觉,又从侧面形容梦之酣畅。
三、四句写醒来后心理的落差和变化,醒来耳中听得鸟鸣,却怀疑美梦正是被鸟鸣唤醒,寻声望去,似乎鸟儿也在窥望自己,于是主观感情倾向认为是鸟儿有意唤醒自己,心头生起一种惆怅之感,再往远处眺望,一水之隔的青山映入眼帘,于是愁绪变得更无穷无尽了。“青山”在这里可说是现实生活的象征,因为它稳定不变并朝夕与自己相伴,看到它,才意识到令人迷恋的梦已飘远,思绪猛然回到现实中,定叫作者愁肠宛转。
理想和现实是人类永无休止的矛盾:人类不断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和现实总有极大的差距:人类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完美的理想境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尽地追求和自我完善的历史。无论是美好的“悠扬梦”,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隔水山”,都是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矛盾冲突的心境构成了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因符合人类心理深层中的企恋心态,而获得了审美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再从艺术上看,“悠扬梦”给人以美的朦胧感,“隔水山”则展示了美的距离感。从审美的欣赏角度看,朦胧感和距离感有助于增强关感。加上句法新颖,对仗工整,声情和语意浑然一体,令人击节叹赏。
当然,此诗的前二句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簟欲流”、“日催红影”,或写出幻觉中的动感,或将太阳拟人化,炼字琢句新鲜独创,雅丽精绝。全诗转折自然,委婉含蓄,体现一种整体的美,令人味之不尽。
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国色牡丹的姿色,形象生动地描写了牡丹花的美,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欢欣之情。该诗清新灵动,诗情中富含画意,为咏花之佳作。
唐诗中以“国色”言花,前未听闻,而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咏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皆以“国色”称之,而此牡丹诗应为唐以“国色”咏花之先,而成牡丹“国色天香”之名。
前两句分别从视觉嗅觉两种感官写牡丹之美,开篇写牡丹之色。国色朝酣酒,何谓国色,作者不言红,更没有繁复的说何种红,只言醉酒二字,精炼准确的写出牡丹之色,让人直观的感觉到牡丹色泽之美。
而染衣之说则是以文字,用侧面描写衣香道出花香的浓郁。用委婉的表达却更能准确的传达出香的意义,所谓诗味皆指此中意味。“酗酒”、“染衣”这样的遣词,亦使得诗文有种浓烈之色。
丹景春醉容,诗人再一次写到了“醉色”,春日与牡丹相映而红,甚至整个春天都被这颜色染醉了,再次赋予诗作强烈的色彩感,诗中有画意。
最末写晚景,不言天色已晚不舍归去,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月亮问什么时候回家,其中天色晚和沉醉的意义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牡丹之美。
这首诗含蓄、典雅,对仗工整,尤其是“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成就了牡丹“国色天香”之名,从此“国色天香”就成了人们对牡丹的代称。国色,是说牡丹的品位最典雅庄重,而非单指其花色;天香,是说牡丹的韵味最自然高贵,而非单指其香气。诗人用“国色”将牡丹之美推崇到至高境界,而用“天香”二字赋予牡丹宗教般的圣洁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