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叙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全诗设喻形象贴切，格调凄清忧伤。
诗文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渲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
《九叹·思古》诗文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且倘佯而泛观”。这一层起笔描写阴森的森林和荒芜的大山，为屈原代言，抒发了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在沅湘蛮荒之地后的孤独、困苦和徘徊、失意、悲伤心情。
第二层是从“ 兴《离骚》之微文兮”到“因徙弛而长词”。这一层直写屈原悲哀、困苦的原因。这一层诗人用了很大篇幅，用历史人物来比喻、对比屈原的怀才不遇，欲忠心报国，却遭受奸邪谗言，不见信于君王，更被排挤流放，返国无望的悲惨结局。
第三层是从“叹曰：倘佯垆阪”到末句。这一层倾诉了屈原没有知音，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伤心情。这其实也明示和表达了屈原真正的伤心和悲哀是在于见疑与君王，不得效力国家。
这是温庭筠组词《菩萨蛮》十四首的第六首，表现思妇在玉楼苦于思忆而梦魂颠倒的情景。综观全词，起两句为入梦，结两句为梦醒，“门外”两句为梦中幻景，“画罗”两句为梦时衬景，从室外写到室内，由梦前写到梦后，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兼有幽深、精绝之美。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首两句点明时间、地点和诗歌主人公的身份。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即将全词笼罩在一片离情别绪的氛围之中。柳丝袅娜，正是暮春时节，闺楼中的思妇，在明月之夜，正在苦苦地思忆着远方的离人。楼如白玉，楼外垂柳摇曳，并且在明月朗照之下，景象非常清幽。春风沉醉，这应是春情生发的大好辰光，此景是思妇所见，却教她顿生悔恨之情。“春无力”三字描写春柳柔媚，反衬了主人公相思之久且深，暗示思妇的痛苦不堪、心神恍惚而无可奈何的情态。
“门外草萋萋，送君闻春嘶。”三四句进一步叙述当日送行场面，萋萋的芳草、萧萧的春鸣，是声色的结合，加重了离别的氛围。这应是思妇长久思忆而神魂飘荡中出现的梦境，是思忆当初送别情节在梦境中的再现，此种依依惜别的刹那情景，最是离人梦绕魂牵、永不会忘却的。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过片写眼前事，从室外移至室内，写玉楼中的长夜思念：罗帐上绣有一双金色的翡翠鸟，芳香的蜡烛融为滴滴的蜡泪。这是一个环境幽美．陈设富丽的地方，可“泪”字却已暗示出了女主人公生活中的不幸，而一个“销”字尤见漫漫长夜思妇难眠之孤寂。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最后一句转写梦，似乎矛盾，然矛盾中自有道理。或许在空楼相忆时的词中人本已入梦，并梦见了当时送别的情景，这样更能体现相忆之久。以景铺叙，窗外残红飘落、子规啼血，窗内残梦凄迷、哀思绵绵，此句以“花落子规啼”的凄迷景色，映衬人在梦中的痛苦情怀。
全词描绘了远离人的悠悠行远，闺中人的脉脉多情，无论是“玉楼明月”的幽寂，“柳丝袅娜”的清柔，“画罗金翡翠”的凄迷，还是“花落子规啼”的哀艳，皆是闲闲流转，景真情真，一派自然，读来意味深长。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