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就联系诸葛亮，再联系筹笔驿作出高度的总括：“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诸葛亮因刘备三顾茅庐尽请他，他抛弃了在南阳的隐居生活，为主公刘备分忧，出来辅佐刘备建功立业。北征东讨的运筹帷幄，他的计谋都是好的。这里主要是北征，筹笔驿是为伐魏运筹，是北征；东征是陪衬，不实指打东吴。刘备尽打东吴，诸葛亮是反对的，他没有东讨。这里实际上是“南征北伐”，不说“南征北伐”而说“北征东讨”，因为上句已用了“南”字，为避开重复，所以这样说。
颌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尽英雄不自由。”时来句当战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习水战。又靠了东风，好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理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时运不济，像李商隐诗里说的：“关张无命欲何如？”关羽、张飞都早死了，不能帮助诸葛亮北伐，英雄也不由自主。
颈联“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诸葛亮死后，魏将邓艾率军攻蜀，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听了他的话投降了。蜀国千里山河，孺子阿斗轻轻地断送了。在刘备和后主两朝的文臣武将，主要是指诸葛亮，他既管政事，又管军事，是两朝冠剑。他如有知，一定是恨谯周的。
尾联归结到筹笔驿：“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在驿亭的岩下水，还在傍驿流着，好像在怀念诸葛亮。
这首诗先想到诸葛亮，写他的出山和北伐，肯定他的用兵“尽良筹”，这就跟筹笔驿的规划军事结合。既然是“尽良筹”，而他的出师到底有利无利，这就开出颔联，归于时运，时来才有利，运尽就难办了。颈联归到运尽，于是孺子抛弃山河，谯周主张归降。归结到岩下水的多情。这里把诸葛亮规划的胜利和挫折归于时运。李商隐《筹笔驿》：“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也认为北伐的所以不能成功，由于关张无命，不能帮助他北伐，也归结命运。温庭筠《经五丈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他称蜀国为下国，称魏国为中原，含有上国的意思。下国和中原对抗，含有大小强弱不同的意味，所以说“中原逐鹿不由人”，即认为偏处西南的弱小的下国要跟中原强大的魏国逐鹿，是不由人力的，即诸葛亮的北伐要用蜀国来统一中原，也非人力能达，这就不把北伐的不能成功归之于时运或天命了。这样的看法胜过两篇《筹笔驿》的看法。
就写筹笔驿说，李商隐诗的开头：“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何焯批李诗：“起二句即目前所见，觉武侯英灵奕奕如在。”看到筹笔驿上的猿鸟还像在畏简书，风云长期在保护营栅，极力写出诸葛亮的英灵如在。这个开头是既切题又推尊诸葛亮，写得非常有力，不是罗隐的多情永傍驿流所能比的。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