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鼎此诗写百舌而能遗貌取神,借百舌之鸣,抒发其客居异地,思念乡国之情。
第一句“万里风烟异”奇突,意境浑远。“万里风烟”四字,概括出了北方雄阔苍茫的景致特点。这正是一个南方人乍到北方所首先感受到的。“异”宇不仅点出北方与江南的风景差异,也寄托着诗人客居异地产生的故国之思。江南富于山水之美,处处山明水秀,长期生活于南方的诗人乍来北方,自然不习惯北方的荒凉空旷,对江南风景更加怀念,同时,风烟之“异”又引出了下文由百舌之鸣而产生的感触。
第二句一个“惊”字,紧承上句“异”字,形象地刻画出诗人思念江南风光时的凝神状态。诗人此时正在泛忆不同于万里风烟的江南景色,而百舌的叫声不禁使诗人突然意识到已经是又一个春天来临,此时的江南风光自然会更加秀丽,也更令人怀念。同时也使诗人感到在此异乡滞留的时间已久。久客思归,不得不使诗人闻百舌声而骤感惊心。百舌声是诗人在家乡时听惯了的,如今在异乡又突然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自然更增强了诗人对江南家乡故国的怀念之情。
诗人的乡国之情当然是由于久客异乡而引起的,但诗人偏不承认,反而埋怨百舌的呜叫声,似乎思恋乡国之情纯粹是由于百舌的鸣叫而勾起的。“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这种对于百舌的指责显然是无理的,但恰恰是这种无理的指责,使我们更加感到诗人思念江南乡国的感情是异常的强烈,以致不能再承受百舌声的搅扰了,因为百舌的叫声只能加强,而不会减轻这种乡国之思所引起的痛苦。
这首诗绝似唐人绝句,可以看作唐人绝句的先声。由于绝句形式短小,写法上不宜直说,而以含吐不露为贵。“绝句取经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竽乃妙。”(刘熙载《艺概》)此诗正是采用这种反跌法,不将故国之思从正面道出,却借百舌的叫声从反面跌出,让人们从对百舌的指责中去领会诗人那种乡恋之情,故国之思。诗人的这种手法很成功,人们不仅能从中深刻体会到诗人的强烈感情,而且感到诗人的写法翻新,趣味无穷,可以看出诗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诗体的写法。
此诗为李贺组诗《马诗》二十三首的第九首。这首诗化用飂叔豢龙的典故,斥责当时统治者摒弃、残害贤才,表现了作者的愤慨不平和对英才埋没的痛惜心情。
刘辰翁谓“赋马多矣,此独取不经人道者。”盖李贺此二十三首皆借马以抒感。王琦谓“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征马矣。”二人所论皆是。此诗叹良马不得善养者则必为风霜所摧折,可为咏物诗之典范,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于此诗中可以明见。
这首词是写江行采石所见所感的,虽自称“戏作”,其实寄慨遥深。
上片写江行所见。“千丈悬崖”,言采石江岸高峻陡峭;“削翠”,言江岸壁立如削,却草木葱茏。如果说“千丈”句写江岸,而“一川”句则写江水。廖世美《好事近》词说:“落日水镕金。”此句化用廖词,言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镕金那样灿烂。落日熔金,悬崖削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之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甚”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之。张志和《渔歌子》说“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
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映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言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重斟”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今古。”“前村美酒重斟”,似与苏词意近,所不同者,苏写渔父,辛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974),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589),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济师。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入建康,率皆由此。因而,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言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去管他?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着,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