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第一支曲是思归之作,反映了作者人到晚年思归之迫切。首两句写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现状,言浅意深,颇有反躬自省之味。作者用平淡的语调,省净的笔墨,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看似寻常,却饱含人世沧桑。这里用“燕月歌声”对“吴霜鬓影”,一面是繁华的往事,一面是已然衰老的自己,既有对美好过去的感怀,又有对未来人生的担忧和惆怅。此二句已经有了“不如归去”的意思。后两句则将作者想辞官还乡的心意挑明。这两句写的是眼前西,化用张翰“莼鲈之思”的故事,抒发自己厌官思归的情怀。这支小令是有感而作,抒发情怀,所以寥寥数语,就表现出真挚动人的情感。
第二支小令表达对人生无常,好西难久的生命感受,认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转头即空。求功博名带来的不是福,而是在种祸。这种感受表明了处于那个特定的压抑、黑暗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生困境。同时含有规劝世人不要贪恋功名之意。
第三支曲是送别之作。开头两句用江边苍茫的西色,衬托与友人离别的凄怆心情。后两句是写送行人唱曲的心意,行人远行本来就心情低沉,送行人再反复高唱“西出阳关无故人”就会更增加友人的离愁,出于关心友人的情绪,所以送行人有意识地“《阳关》旧曲低低唱”,以免行人闻声欲断肠。这支小曲写得有西有情,表现出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这首曲描写了一个送别的场面。长江畔,翠柳含烟,远远望去,一片青翠莽苍;初春季节,微风拂起,江水波光粼粼,似乎带有一丝寒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送行者与友人分别了。一切的“珍重”、“再见”都已经道过了,只听得那令人断肠的《阳关》旧曲在低低吟唱,因为害怕远行者听到后会更加感伤。这首曲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写法上,特别是在场面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李白选取的场西是友人乘船离去,孤帆远影,碧空无际,长江尽头,天水相连,人们彷佛看到诗人还站在岸边,痴情地望着远方。作者的小令,却选取了友人的船只欲去未去之际,杨柳依依,波光漾漾,离歌送行,话短情长。就感情的表达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李白重在抒发送行者的感受,虽有离别的怅惘,笔调却显得轻快活泼。作者的小令则善于体会行者的心情,特别是“《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两句,对友人的一片深情表现得极为细腻体贴。其实,“断肠”者岂止行人,送行者此时亦柔肠百结,胸中充溢着离别的哀伤。曲词语言浅白,笔调舒缓,情感沉郁,亲切自然。
最后一支小令是因白居易《琵琶行》而起兴,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一种惆怅之情。“十年书剑长吁”,十年,言其多年,与“十年燕月歌声”之十年相类。“书剑”,代指文人的游宦生涯;“长吁”,即长叹,指多年的为官生涯真令人感叹。“一曲琵琶暗许”,暗许,暗中许诺,心灵达到默契境界,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琵琶行》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在白居易的诗里,琵琶女的身世引起了诗人的自省、共鸣,到了元代,故事发展了,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除了遭遇相类的同情,还有心灵震颤的爱情,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就把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经历敷演成由恋爱到结婚的喜剧。姚燧这里的“暗许”,已是后人从《琵琶行》生发出的意义。然而,姚燧是否在自己的情爱生涯中亦有一段隐恨呢?今天已不得而知了。或许,它只是作者在这里因地而点缀,发思古之幽情,从而对古人仕途蹭蹬所作的感慨,亦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绪。“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这两句很象姚燧自叙,他很可能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乘船离开九江,与友人分别后,最怕在木兰舟中听那淅淅沥沥的夜雨声。姚燧拜官江西,史书并未说是贬官,但此时他已为耆旧之人,加之又作外官,常常思归故里,这样,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时的烦闷,恰恰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姚燧的这首小令,是通过描写白居易的故事,抒发自己羁旅行役中的忧闷。回头再看首句:“十年书剑长吁”,即是感叹白居易的经历,似乎又是对自己忙忙碌碌于仕途的感慨了。这支曲写得比较含蓄深折,作者以衬托的手法关合自身,咏古抒怀,情韵绵邈,委婉深沉。姚燧流传下来的散曲作品并不多,然而大都舂容闲雅,江河脱俗,在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