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这诗真实记录了作者刚入半百之年的一时心态。
诗开头四句写出游的缘由。张衡《思玄赋》说：“开岁发春。”随着新岁来临，诗人已进入五十之年（有的刻本“五十”作“五日”，未可从）。古人说：“人上寿百岁。”（《庄子·盗跖》）由此常引出人们“生年不满百”的慨叹。进入五十，正如日已过午，岁已入秋，是极足警动人心的。孔融就曾说过：“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论盛孝章书》）首句用“倏”，意也正同，都表现出不期其至而已至、亦惊亦慨的心情。五十一到，离开回归空无、生命休止的时候也不很远，（《淮南子·精神训》：“死，归也。”《说文》：“休，止息也。”）要“念之动中怀”了。于是，在初五那天景气和美的良辰，他作了这次出游。
次节“气和天惟澄”以下八句，充分就“游”字着笔。在一碧如洗的天幕下，游侣们分布而坐。山水景物，一一呈献在眼前：近处是微流中的彩色鱼儿在嬉游，空谷中鸣叫着的鸥鸟在高飞。作者用较华采的笔墨着意写出游的、飞的都那样自得，空中、水底无处不洋溢着生机，这其中自然也含着他的欣喜和向往。再放眼远远望去，湖水深广，曾（通“层”）丘高耸，也构成佳境，令人神驰意远。特别是这曾丘（指庐山边上的鄣山），不仅使人联想到昆仑灵山的峻洁（《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淮南子》说：“昆仑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在其西”）；而且它“旁无依接，独秀中皋”（尽管它不如昆仑山曾城的真有九重），顾瞩四方，无可与比拟者，也足以对人们的人格修养有所启示。序中说：“欣对不足，率共赋诗。”因为这曾丘的诱发，才给人间留下这好诗。
三节“提壶接宾侣”四句，写出好景诱人，邻里欢饮，使诗人不禁兴起“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的感念。这是对人生、对美好事物——诗中所写的风物之美、人情之美、生活之美无限热爱、执着的人自然会产生的想法，作者把人们心中所有的感念，以朴素自然的语言真率地吐露了出来。
结尾四句，写出酒至半酣，意适情遥的境界。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而作者却以高昂的意气唱出“忘彼千载忧”，他的人生观是超脱的。他又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本有旷达胸怀、又加以“中觞纵遥情”的作者所发出的对良辰、美景、佳侣、胜游的热情赞叹，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颓废之歌是迥然异趣的。
这是一篇反映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战生活的诗作。诗中生动地描写了艰苦和冰天雪地中的自然景象，流露了厌战情绪，但主要反映了诗人不畏艰苦，积极向上，充满胜利信心的奋发精神。这首诗前四句白描写景，突出了登太行之艰险难行。第五至第十句用景物来烘托出诗人内心的凄凉、悲哀、惊惧、沉重和冷森森的压抑之情。第十一至第十四句直接抒情：叹息、忧郁和思归。第十五句到第二十四句，用白描叙述的表达方式写出了行军途中的生活艰苦之情形。全诗语言苍凉悲壮，沉郁浑厚。
曹操诗不以写景称著，但在写景方面，却有独特而成功之处。这首诗的写景就很成功。在诗人笔下，太行山之高，羊肠坂之阻，风雪之交加，树木之摇落，熊罴之状，虎豹之声，莫不逼真逼肖。视觉上，在那兀立的怪石上，萧瑟的树林中，一群群熊罴，不是蹲在那儿，以攫取的目光逼视着行人；听觉上，从那山路两旁，伴随着风吹雪飘，不是传来了一阵阵虎豹的长呜吗……这首诗的写景，就其描形、绘声、着色之精湛而言，可与《观沧海》中写繁媲美。两诗皆行军途中所作，尽管背景、内容、感情、风格都不同：一是率师出征，一是凯旋归来；一是写冬之山景，一是绘秋之海景；一是反映出统帅关切士卒的赤子之心，一是表现了英雄吞吐宇宙之概；一是苍凉悲壮，一是波澜壮阔；但其成功一样，可称曹操诗写景之双璧。
这首诗不仅以写景取胜，而且以抒情见长。这情是以真景真事为基础，因而不论是“叹息”，还是“怫郁”，也不论是“思东归”，还是“悲《东山》”，都真切动人。
首先是叹行军之艰险。在行军路上，既有太行巍巍，羊肠诘屈，野兽逞强，风雪肆虐的险阻，又有“水深桥粱绝”，“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人马同时饥”的艰难，因而引起了诗人“东归”之思。统帅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士卒斗志的高低，战役的成败。尤其是在开赴前线的路途中，即使艰难重重、险阻累累，作为一个统帅，不能也不应流露出丝毫畏惧、退缩情绪，更不允许直言出来，涣散军心，而诗人一反常规，直言不讳地说：“思欲一东归。”从这种毫不掩饰的言语中，窥察到诗人性格的一个方面：坦率。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本无泛语，根在性情。”（《采菽堂古诗选》）钟惺也说：“……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亦是真心真话。”（《古诗归》）这些评论，用于《苦寒行》，也都恰切。
其次是哀生灵之涂炭。这一点，尽管只在“溪谷少人民”一句中吐露出来，但从全诗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得到。“溪谷”，山谷有水处。吴淇说：“山居趁坳，泽居趁突。此山行而曰‘溪谷少人民’，则更无人民矣。”（《六朝选诗定论》）这话说得很对。深山区人民聚居的溪谷，尚且少人民，更何况其他地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千村薜苈，万户萧疏，其惨象，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但诗人未作更多的具体描述，而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谿谷去写，这就收到了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艺术效果。“少”字精当。它与下文“薄暮无宿栖”的“无”，前后照应，相互补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极其凄惨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灾难人民的同情。这种感情，在《蒿里行》中倾吐得比较具体。他说：“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是“谿谷少人民”最好的注脚。
再次是“悲彼《东山》诗”。这里有两层意思：《东山》，是《诗经》中名篇。写一位跟随周公东征三年获得生还的兵士在归途中的歌唱。全诗气氛是悲凉的，色调是凄苦的，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诗中“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等句，与诗人征高于途中所见略同，因而勾起了诗人对长期征战不得归家的士卒的深切关怀。另外，旧说《东山》是写周公的。汉毛苌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序》）此处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联系起来看，显然含有自比周公之意。作者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非曹操莫能道出。他还以齐桓、晋文“奉事周室”自许，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自励（《述志令》，见《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而这里又以周公自比，是其真情实意的再次表露。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威震华夏，大权在握，废献帝、夺天下，如探囊取物，而曹操不为，实属难能可贵。
诗一开头就引出山势高耸、道路纡曲的太行山区。“北上”二字，不仅表明了由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到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的行军走向，而且显示出旆旌悠悠，锐不可当的军容，以此笼罩全篇，气势逼人。紧接着文势一顿，发出“艰哉”的喟叹，先在心理土造成惊恐状态，而后围绕“艰”字写景抒情。这就在布局上避免了平铺直叙。并为下文创造出一个广阔的空间和一种步履维艰的气氛。
“北上太行山”，引出步履是怎样的维艰，“巍巍”叠用，展示出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挡住去路，呈现出强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这是写仰望。接下去写平视：“羊肠坂诘屈。”坂曰“羊肠”，又以“诘屈”形容之，则狭窄而多盘旋之势，历历在目。写山写坡，都是纪实，都是从正面落笔；“车轮为之摧！”则是感慨，是烘托。笔法变化而又和谐统一，加强了具体感与真实性。
再下去，笔分两头：一方面写自然景色凄苦，一方面写野兽当道，但又相互交错，以突出行军之艰险。写自然景色，一则曰“树木萧瑟”，再则曰“北风声悲”，三则曰“雪落霏霏”。通过“萧瑟”“霏霏”，写出了景色之阴暗、昏沉、凄凉；通过“声悲”，将客观的物和主观的我融为一体。
写野兽，则是“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这两句都是写途中多野兽，但上句从形态方面描绘。“蹲”者，熊罴袭人之状也。“蹲”而“对我”，毛骨悚然。下句从声音方面渲染。“啼”者，虎豹清凄之声也。“啼”而“夹路”，倍感悲凉。诗人对阴森可怕的自然环境作了朴实的抒写之后，又对荒凉冷落的社会环境作了深刻的描述。在那低洼近水处行军，很少见到人的踪影，天黑了，竟找不到宿栖之处，还得担着行囊上山拾柴，拿着斧子凿冰取水……。这情景写得真切动人，感同身受。
这是一首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诗篇，它记叙了曹操征讨高斡的行军之苦，抒发了诗人关怀士卒的体恤之情，反映了汉末建安年间干戈动乱的社会生活，其内容具有诗史性的文献价值。诗篇在艺术表现方面，有其独特的感人魅力。首先，结构谨严，章法有致。开篇叙事，继之写景，再做抒情，三者交替有序出现。所叙之事清晰了然，所写之景形象生动，所抒之情深刻感人。其次，语言古朴直率，风格慷慨悲凉。全诗不见华彩藻饰之言，只用朴实常见之语，直言其悲凉之事，直抒其慷慨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