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都有过春日野步的经历。漫步于郊原田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视野旷极，心神俱爽。我们不妨来看看诗人是怎样表达他此时的感受的。
春天的麦田是如草地般的绿色，东风吹过，麦田里一阵翠浪软软向远方飘去。稻田里的肥水滋养着新生的青蛙，让它们尽情欢叫。告别稻田，诗人又来到了一片野地，看到一对蝴蝶飞舞，它们忽高忽低，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在醇美的东风中，留恋于野草香花，安逸自然。
此诗的妙处在最后两句。本来蝴蝶舞姿蹁跹，应十分清醒才是，可诗人偏偏认定它们的舞蹈是喝醉酒导致的。推其情理，诗人漫步田野，目遇翠麦，耳听新蛙，时感东风拂体，早就恨不得醉倒在这暖暖的春风里了。诗人将这种情感外施于物，一口断定蝴蝶是喝醉了，并因此而“羡”，更显得诗人对春日野景陶醉无穷。“烂醉”二字形象地表现出蝴蝶沉醉花丛，留恋不去的如醉形态，也把作者目睹此景时的陶然之情和盘托出。
所以说，诗的前两句是情感的缘起，后两句是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首诗中，以清新悠雅的语言风格，描绘了春日野步所得之景，抒发了自己淡然闲适、钟情田园的感情。
诗题“卖残牡丹”不能理解为“出卖残败的牡丹”，正确解读应为“卖剩下的牡丹”或“未卖出的牡丹”。此类句法在唐宋诗十分常见，例如乔知之的“床积读残书”，这里“读残书”不是指“阅读残破的书”，而是“读了一半是书”或“未读完的书”。再如许棐的诗联“仆温携剩酒，邻送卖残蔬”，邻居并非送来“残败的蔬菜”，而是“卖剩下的蔬菜”或“未卖出的蔬菜”。
此诗还是一首出色的咏物诗。此诗表面是咏牡丹花，实则是以牡丹自况，以物喻人，寄托着女诗人的身世之感，表现了诗人因清高不被赏识、因才高不被接纳的处境，道出了诗人衰微不幸的遭际和孤傲清洁的品格。全诗风格清婉，寄托深远。
此诗首句的“临风兴叹落花频”，“落花”并非指牡丹，而是晚春时纷纷飘落的普通花卉，用来点明季节。事实上，牡丹通常在其它花卉飘落的暮春时节开放。如李山甫《牡丹》一诗所云：“邀勒东风不早开，众芳飘后上楼台。”因此，首句的落花在诗中为第二、三联中盛开的牡丹起了反衬的作用。
牡丹在中国一直被誉为花之皇后。在唐代，尤其是在九至十世纪间，长安和洛阳人格外喜爱牡丹。暮春时节，牡丹到处开放和售卖，诗人们则外出欣赏和撰写赞美牡丹的诗。在鱼玄机的诗中，那些未卖出的牡丹是最出色的：她们的价格是最高的，故无人买得起。虽然她们未被卖出，这些骄傲的花仍然对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相信将来会被移植入皇家花园。她们最终将自己从失败者转为胜利者：缺乏眼光的王孙贵族将后悔未在还可得到她们时购买。
花是女性的古老象征。这些高尚的、美丽的牡丹可以看成是诗人自己的象征，花的购买者象征那些不诚实的情人，而在唐诗中皇家宫苑总是与天上宫苑成为同义词。与这些美丽的牡丹相似，鱼玄机也是未被赏识和“出售”，也与这些骄傲的牡丹相似，她相信自己的价值：她是无价之宝，只配居住于最崇高的地方——帝王的宫苑或天上的仙境（即道教的神仙世界）。这种自尊自重的、性别化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古女史上是十分突出的。明代批评家钟惺虽然仍然批评鱼玄机的自尊意识及对轻浮男子蔑视为不符合“正意”，但是他明显地表示了对她的遭遇的同情，及对她的感情和尊严的理解和赞赏。
整首诗都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一个简单的“潜”字带有悄悄地，不知不觉的意思，把那些悲伤、痛苦的情绪都掩埋其中。
鱼玄机以牡丹自喻，无人问津是因为标价太高；而那些蜂蝶难以亲近，却是因为香气过于浓郁。一方面倾诉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自视很高，难觅知音人，有卓尔不群之志。
诗中“红英”“翠叶”等词道出了女诗人非比寻常的身世，表现其纯洁清丽、一尘不染的孤傲品格。此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婚姻生活的悲慨，她将这无限的忿恨都寄托在了这牡丹倾泻出来。这样的诗句不禁让读者产生恻隐之心，为诗人的悲惨遭遇而伤心难过，同时也被诗人的不凡气度与品格所折服。
这首诗又是鱼玄机写得最多和最得心应手的七言律诗，中二联对牡丹形象的描绘对偶工致而含蕴丰富。传统诗论对此题材诗歌的要求是既生动描绘所咏之物的外在形相和内在精神，又将诗人或其他人的个性或情感投射于所咏之物。此诗完美地达成此两个目标。诗中不仅描绘了牡丹不同寻常的美丽外貌、香味和颜色，而且传达了她们的高尚品性、精神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诗中字字皆可读为既指牡丹，又指诗人，花即人，人即花，人花合一，不可分离。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升起的红日，压着一层层的屋檐。阵阵料峭的春寒而至，这是一个困人的天气。她感到浑身慵懒无力，起床的时候，还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她简单地梳洗完毕，走到了妆台前。对着镜子，她只是草草地画了一下眉毛。
陈廷焯曾言：“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起句“晓日压重檐”中的一个“压”字，就首先给读者营造了一种沉郁的氛围。“天气困人梳洗懒”，作者把无精打采的神情和不满的情绪，全都责怪在周身的环境和天气了。李清照曾写：“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宋朝四川的歌妓僧儿也写过：“愁烦，梳洗懒，寻思陪宴，把月湖边”。还有温庭钧笔下所描写的女子：“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这些女子在心思不定的时候，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懒于梳洗，不愿化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闲把绣丝挦，认得金针又倒拈”。这一句，就写得特别的有意思。那是她打开小巧精致的针线盒，拿出针线原本想刺绣出一幅鸳鸯图的。可她居然把绣花针给拿反了。作者这样写，也并非夸张，正说明了她当时该是多么的心不在焉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论词》书中说：“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孙夫人「闲把绣丝挦，认得金针又还有倒拈」，可谓看朱成碧矣。”看朱成碧是指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极度思念之时，把红色看成了绿色。红和绿，本是两种反差很大的颜色，一个人能产生这样视觉上巨大的偏差，不是魂不守舍，那是什么？不是心不在焉，又会是什么？武则天曾写过一首《如意娘》的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结句的“满院杨花不卷帘”，道出了女子细腻而敏感的心思。杨花就是柳絮。春寒之际，柳絮飘飞。她心里特别清楚，外面院子里的柳絮，此时是怎样一副漫天乱飞的景象的。
在古人眼里，柳絮是温柔多情的。晏殊《踏莎行》：“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同时，古人还认为柳絮一旦落入水中，在经过一夜后就会化作浮萍。如苏轼《再和曾仲锡荔支》：“柳花著水万浮萍，荔实周天两岁星。”而这种浮踪不定的柳絮，更像是那些出门在外四处飘泊的游子。陈子龙《浣溪沙》：“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陌上游人归也未？”原来，这一句才是真正解开谜团的答案。她之所以心情不好，状态不佳，那是由于她心有所盼，心有所系而造成的，与天气其实是毫不相干。
絮一直飞，气氛不算融洽。寂寞的屋檐下，她渐渐感到心在变化。她的丈夫始终都没有归来，她显得非常的惶恐不安。她怕帘外的飞絮，再次撩拨起自己的情思，故迟迟不敢卷起珠帘去看。这个过程，是一种煎熬，更是矛盾而痛苦的。宋代诗人盛世忠《倦妆图》一诗中写有：“料应春事关心曲，怕见杨花不卷帘”。朱淑真也怕卷帘，她在《谒金门》中写：“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还有《生查子》中的：“不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这些诗词中写的“不卷帘”，都属于同一个意思。
这首《南乡子》以景开篇，又以景结情，首尾呼应，手法娴熟。故一直以来，深受人们的喜欢。
明朝作家沈鲸的昆剧剧本《双珠记》和清朝手抄话本小说《锦绣衣》中，都曾引用过这一首词。不过，小说《锦绣衣》一书里却把这首词误写为唐朝孙夫人所作。另在清朝诗词家舒梦兰编写的《白香词谱》中，对此词亦有记载。
明初杂剧作家贾仲明，在他写的剧本《萧淑兰情寄菩萨蛮》中，更是将这首词诠释得细腻动人，深情而缠绵：
“伤春病染，郁闷沉沉，鬼病恹恹。相思即渐，碧窗唾渍稠粘。几缕柔丝空系情，满院杨花不卷帘。鬓軃楚云松，懒对妆奁。。。。。。”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