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这首诗将午睡醒来、由恍惚到清醒的瞬间感受和心理的复杂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诗的首句写春日午睡时将睡未睡的感觉,“花前”点出是春天季节,又照应下句的“红影”;“簟欲流”既指卧席波浪形的花纹,又指竹席光滑清凉如水,睡意朦胧间,仿佛感到竹席变成了缓缓流动的波浪,十分惬意。次句写睡醒之感,这一觉睡得舒适漫长,醒来时只见花影投射到帘钩之上,正午花影最短,不会遮住帘钩,故而可看出此时日光已经西移,“催”字表达出惊讶时光过得飞快的心理感觉,又从侧面形容梦之酣畅。
三、四句写醒来后心理的落差和变化,醒来耳中听得鸟鸣,却怀疑美梦正是被鸟鸣唤醒,寻声望去,似乎鸟儿也在窥望自己,于是主观感情倾向认为是鸟儿有意唤醒自己,心头生起一种惆怅之感,再往远处眺望,一水之隔的青山映入眼帘,于是愁绪变得更无穷无尽了。“青山”在这里可说是现实生活的象征,因为它稳定不变并朝夕与自己相伴,看到它,才意识到令人迷恋的梦已飘远,思绪猛然回到现实中,定叫作者愁肠宛转。
理想和现实是人类永无休止的矛盾:人类不断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和现实总有极大的差距:人类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完美的理想境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尽地追求和自我完善的历史。无论是美好的“悠扬梦”,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隔水山”,都是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矛盾冲突的心境构成了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因符合人类心理深层中的企恋心态,而获得了审美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再从艺术上看,“悠扬梦”给人以美的朦胧感,“隔水山”则展示了美的距离感。从审美的欣赏角度看,朦胧感和距离感有助于增强关感。加上句法新颖,对仗工整,声情和语意浑然一体,令人击节叹赏。
当然,此诗的前二句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簟欲流”、“日催红影”,或写出幻觉中的动感,或将太阳拟人化,炼字琢句新鲜独创,雅丽精绝。全诗转折自然,委婉含蓄,体现一种整体的美,令人味之不尽。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回忆。诗人怀着留恋的心情描述了自已青年时期在边城的生活。“骣骑蕃马射黄羊”的生活确实令人怀恋,“放狂”二字写出了诗人对这种生活的欣赏。此时,诗人已经年老力衰。越是到这时,越是怀恋青年时代,因此写起来感情就饱满充沛。诗的后两句表述了诗人现在的状况与心境。诗人现在已经是“年老无筋力”了,但他仍然身靠着营门“数雁行”,仍然想把成排飞行的大雁射下来,一试自己的苛法与筋力。遗里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一种“年老”而不服老,“无筋力”而欲有筋力的心理写得逼真具体,淋滴尽致。
这首诗语言通俗流畅,无生僻的词语,无深奥的典故,而是口语入诗,以口语写自己青年时期及现在的生活,写现在的心境,而“数雁行”一句又含蓄深刻,意在言外。
第二首诗中,诗人先介绍自己的籍贯。在第一句诗中,七个字就有四个字是地名,诗人又把本属于一个词组的“本”与“住”分开,使之与地名互相配搭,安排巧妙。第二句写博取功名需要箭法纯熟,武艺高强,而自己现在已经博取了功名,那当然是箭法纯熟、武艺高强了。这种写法比直说自己箭法纯熟、武艺高强更为好。这首诗的后两句描写了自己当年秋原骑马飞驰、寒空射猎的边塞生活。“飞鞚秋原”本来是很壮烈的,而诗人却说是“等闲”事,这说明这种生活的频繁,又点出诗人气概的豪迈。最后一句的“独”字与“试”字恰当风趣地表现出诗人独立不群,气派宏大。一个“声”字说明诗人放的是响箭,又使这首小诗增添了音响色彩。诗从多方面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形象突出,语言优美,概括力强是这首诗显著的特点。
第三首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小诗,诗中抒发了诗人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诗的前两句极力渲染了诗人青年时期出征的豪迈气概。弓箭在霞光中闪耀着光辉,宝剑照耀着寒霜,在凛冽的秋风之中,诗人驰出了京城,奔赴为国效力的疆场;这里,诗人的自我形象鲜明,报国的豪情壮志表现得十分充分。这首诗的后两句,作者用诗的语言表示自己的决心,说只要国家的河追地区没有收复,自己就不打算回头望一望故乡。这比汉代霍去病“句奴未灭,何以为家”(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话更进了一步。
这首诗先描写,后抒情,两者结合紧密。诗人把雕弓、宝剑、夜光、秋风,走马等形象集中起来,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描写之中充溢着诗人的报国热情。抒情时,诗人抓住了对国土丧失的痛惜,直述以国为家,先国后家的决心。这首诗语言简炼、生动,节奏感强。
第四首诗看似与前三首无关,实际上,这一首与前三首不可分的整体,这一首诗是作者年老时饮酒回忆过往之作。第一句先点明环境:这是一个下霜的清晨,月亮已经过了小楼。这就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在唐代,以清晨为诗作的时间的着实不多,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写清晨是非常新颖的。然后写作者倚着柱子,观赏深秋景色,这里就照应了前面,只有深秋才下了霜。后两句述怀。过去的称意和快乐早就过去,诗人只能饮酒直到天明也不罢休了。
本诗用乐府旧题,以秦代统治者驱使百姓修筑长城的史实为背景,通过筑城役卒夫妻对话,揭露了无休止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中用书信往返的对话形式,揭示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彼此间地深深牵挂,赞美了筑城役卒夫妻生死不渝的高尚情操。语言简洁生动,真挚感人。
第一层(1—8句),写筑城役卒与长城吏的对话: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让马饮水,只得到那长城下山石间的泉眼,那里的水是那么的冰冷,以致都伤及到了马的骨头里。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一位筑城役卒跑去对监修长城的官吏恳求说:你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滞留我们这些来自太原的役卒啊!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监修长城的官吏说:官府的工程自有一定的期限,哪能由你们说了算!赶紧拿起工具,大家一齐唱打夯的号子,尽力干活去吧!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筑城役卒心里想:男子汉大丈夫,宁愿上战场在与敌人的厮杀中为国捐躯,怎么能够满怀郁闷地一天天地修筑长城呢?
第二层(9—12句),过渡段,承上启下: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长城啊长城,是那么的蜿蜒曲折,它一直连绵了三千里远。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边城多的是健壮的年轻男人,家中大多只剩下独居的女人了。
第三层(13—28句)写筑城役卒与妻子的书信对话: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这位筑城役卒写信给在家的妻子说:你赶紧趁年轻改嫁吧,不必留在家里等了。
“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你要好好服侍新的公公婆婆,也要时时想念着原来的丈夫啊!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妻子在送往边地的信中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这时候还说出这么浅薄的话来?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筑城役卒回信说:我自己处在祸难当中,也许今生我们再也没有团圆的可能了,为什么要去拖累别人家的女儿呢?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将来如果你生了男孩,千万不要去养育他;如果生下女孩,就用干肉精心地抚养她吧!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你难道没看见长城的下面,死人尸骨累累,重重叠叠地相互支撑着,堆积在一块吗?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妻子回信说:我自从结婚嫁给你,就一直伺候着你,对你身在边地,心里虽然充满了哀怨,可时时牵挂着你啊。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现在我明明知道在边地筑城是那么地艰苦,我又怎么能够自私地图谋长久地保全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