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为北宋末期词学大家。由于他深通音律，创制慢词很多，无论写景抒情，都能刻画入微，形容尽致。章法变化多端，疏密相间，笔力奇横。王国维推尊为词中老杜，确非溢美之词。兹分析一下他的《满庭芳》一首词，即可见一斑：
周邦彦于公元1093年（哲宗元祐八年）任溧水（今江苏溧水县）令，时年三十七岁。无想山在溧水县南十八里，山上无想寺（一名禅寂院）中有韩熙载读书堂。韩曾有赠寺僧诗云：“无想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凭师领鹤去，待我桂冠来。药为依时采，松宜绕舍栽。林泉自多兴，不是效刘雷。”由此可见无想山之幽僻。郑文焯以为无想山乃邦彦所名，非是。
上片写足江南初夏景色，极其细密；下片即景抒情，曲折回环，章法完全从柳词化出。“风老”三句，是说莺雏已经长成，梅子亦均结实。杜牧有“风蒲燕雏老”之句，杜甫有“红绽雨肥梅”之句，皆含风雨滋长万物之意。两句对仗工整，老字、肥字皆以形容词作动词用，极其生动。时值中午，阳光直射，树荫亭亭如幄，正如刘禹锡所云：“日午树荫正，独吟池上亭。”“圆”字绘出绿树葱茏的形象。此词正是作者在无想山写所闻所见的景物之美。
“地卑”两句承上而来，写溧水地低而近山的特殊环境，雨多树密，此时又正值黄梅季节，所谓“梅子黄时雨”，使得处处湿重而衣物潮润，炉香熏衣，需时较久，“费”字道出衣服之润湿，则地卑久雨的景象不言自明，湿越重，衣越润，费炉烟愈多，一“费”字既具体又概括，形象袅袅，精炼异常。
“人静”句据陈元龙注云：“杜甫诗‘人静乌鸢乐’。”今本杜集无此语。正因为空山人寂，所以才能领略乌鸢逍遥情态。“自”字极灵动传神，画出鸟儿之无拘无束，令人生羡，但也反映出自己的心情苦闷。周词《琐窗寒》云：“想东园桃李自春”，用“自”字同样有无穷韵味。“小桥”句仍写静境，水色澄清，水声溅溅，说明雨多，这又与上文“地卑”、“衣润”等相互关联。邦彦治溧水时有新绿池、姑射亭、待月轩、萧闲堂诸名胜。
“凭栏久”承上，意谓上述景物，均是凭栏眺望时所见。词意至此，进一步联系到自身。“黄芦苦竹”，用白居易《琵琶行》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之句，点出自己的处境与被贬谪的白居易相类。“疑”字别本作“拟”，当以“疑”字为胜。
换头“年年”，为句中韵。《乐府指迷》云：“词中多有句中韵，人多不晓，不惟读之可听，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又如《满庭芳》过处‘年年，如社燕’，‘年’字是韵，不可不察也。”三句自叹身世，曲折道来。作者在此以社燕自比，社燕每年春社时来，秋社时去，从漠北瀚海飘流来此，于人家屋椽之间暂时栖身，这里暗示出他宦情如逆旅的心情。
“且莫思”两句，劝人一齐放下，开怀行乐，词意从杜甫诗“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中化出。“憔悴”两句，又作一转，飘泊不定的江南倦客，虽然强抑悲怀，不思种种烦恼的身外事，但盛宴当前，丝竹纷陈，又令人难以为情而徒增伤感，这种深刻而沉痛的拙笔、重笔、大笔，正是周词的特色。
“歌筵畔”句再转作收。“容我醉时眠”，用陶潜语：“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南史·陶潜传》）李白亦有“我醉欲眠卿且去”之句，这里用其意而又有所不同，歌筵弦管，客之所乐，而醉眠忘忧，为己之所欲，两者尽可各择所好。“容我”两字，极其婉转，暗示作者愁思无已，惟有借醉眠以了之。
周邦彦自公元1087年（元祐二年）离开汴京，先后流宦于庐州、荆南、溧水等僻远之地，故多自伤身世之叹，这种思想在此词中也有所反映。但此词的特色是蕴藉含蓄，词人的内心活动亦多隐约不露。例如上片细写静景，说明作者对四周景物的感受细微，又似极其客观，纯属欣赏；但“凭栏久”三句，以贬居江州的白居易自比，则其内心之矛盾苦痛，亦可概见。不过其表现方式却是与《琵琶行》不同。陈廷焯说：“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说明两者风格之不同。下片笔锋一转再转，曲折传出作者流宦他乡的苦况，他自比暂寄修椽的社燕，又想借酒忘愁而苦于不能，但终于只能以醉眠求得内心短暂的宁静。《蓼园词选》指出：“‘且莫思’至句末，写其心之难遣也，末句妙于语言。”这“妙于语言”亦指含蓄而言。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这话是对的。即如这首词就用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诸人的诗，而结合真景真情，炼字琢句，运化无痕，气脉不断，实为难能可贵的佳作。
这篇游记散文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一段为叙述部分的前导，说明富贵人家修建林园别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间两段是记叙，以精练的笔触叙写了三次游览万柳堂的情况。最后一段写万柳堂的变化，进一步引起作者的议论。
开篇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
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树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
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
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
首联“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平平写起，写芦叶，写邮亭，紧贴题面。既点明时令和驿馆，时逢深夏，地处荒僻，一路征尘，景物与行状的描写即透出内心的烦燥郁闷。
颔联“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回顾自己漂泊流离一生。这联以昔年的“江南客”与今日的“关外心”作为鲜明对比：昔年江南之客，年少气盛，充满自信，自然也洋溢着许多美妙的希望；想不到二十年后仍要出关，去从事微不足道的弘农尉之职，这才令人深深体会到汉代楼船将军杨仆何以耻为关外之民的心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仆仆风尘，来到这荒野孤驿，让老母思子，娇妻念夫，人生至此，百感交集。
颈联“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思子台边”等近景，“风自急”与首句“梢梢”和下句“清声”呼应，渲染夕暮景色的凄凉。“玉娘湖上月应沉’’，从“应”字可见不是写近景。这句应是承三句“江南客”，因此“湖”应指“浙水"而言，这是诗人的想象之景，由近景联想到远地，“风急”与嚣月沉”都是凄清昏冥之景，仍是喻半生生涯坎坷不顺和暗淡无光。
尾联“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归结到“丛芦”，以行人断绝只有丛芦喧响应和着荒城的砧声，抒写途中的寂寞和郁闷。诗题是对丛芦有感，因而全诗写“丛芦”贯穿始终，通过映衬渲染，萧瑟的芦叶喧声的描写蕴含深远的情致，抒发了诗人不尽的怅惘。
诗的前四句由丛芦而忆及江南，再由江南折出“关外心”，在曲折的思绪活动中，回溯了漫长悠远的时间、空间和有关生活内容。这种回忆，以及暂时因环境清幽而尘烦乍释的心境，对于逐渐萌生的“关外心”，起着引发和映衬的作用。后四句则由“关外心”扩展开去，思绪连绵，融合了对亲人的思念和长夜难眠之中对外在环境的感受，使“关外心”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形象。纯粹写因丛芦触发而引起的种种感慨，这就为诗营造出一种哀感优柔的意境，体现出李商隐诗情绪色彩的特征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