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歌总的特色是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牛鬼蛇神纷至沓来，其诗歌内容多是他的幻想世界的外化物。这首《感春》却颇为难得，从中可以窥见李贺的生活景况。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点明时序正是春天。春天本应是万物恢复生机之时，世人在寒冬季节早在盼望春暖花开的春天。但在李贺眼中，春天却是一片愁红惨绿的伤心物。“萧条”之上着一“自”字，更显出无可奈何的凄凉。为什么诗人对春而伤春？诗中继续道：人处穷困潦倒之中实在难生赏春的雅兴，对花无端生悲。“北郭骚”是出现在《吕氏春秋》中的一位穷困之人，李贺将他比喻自己家境的萧条。
颔联承接首联之意，继续状写穷困之景况，也见出心中的悲凉：榆叶薄如莱子钱，舞儿腰若袅袅柳。这里需作一些解释：榆树之叶，其状如钱，中间有孔，人又称榆叶为榆钱。而莱子钱则是南朝宋废帝景和元年所铸的一种钱币，极薄，故价值也低。“榆穿莱子眼”意指家中贫寒，钱财无多。“舞儿”是诗人自比，穷困落魄已使自己骨瘦如柴。舞儿腰细原也是一种美，但到了李贺笔下，却令人起几多感慨。写家境萧条却不正面说出，寓意榆钱、细腰，其痛苦意味又比正面说出更为深长。
第三联中，诗人暂时置下贫困的愁苦，用两句话写春景。春日融融，落花游丝在静静的太阳光下无声无息地飘荡，时而几声伯劳鸟的哀鸣，把人的思绪带回到伯劳因被后母所害而化鸟的悲惨故事中。这两句写得蕴含无穷。现在无从考证短命的诗人是否曾经娶妻成家，但单看这两句，一丝渴望获得平和温暖的家庭、能与子女共享天伦的情思是以一种十分凄苦的笔墨写出来的。笔下经常出现“秋鬼”、“败坟”、“冷血”字眼的诗人心中原来也有着这样一颗温热、渴望的心。
尾联写的是拿起胡琴来排遣胸中的遗恨，将满腔的心事向琴槽诉说。自古才人多落魄。偏偏柔弱多病的李贺注定了没有发迹的希望，绝望的诗人只能遨游神仙鬼怪世界，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与神鬼之精神相接，以此来取得心理的平衡。诗人身处贫困潦倒、忧郁悲愤的处境，其内心的痛苦纠缠着他的灵魂。所以，在诗人听来，弹奏的胡琴声中也像是寄寓着诗人的怨恨，而自己满怀愁闷，却又惟有弹琴来排遣。胡琴声骤然而急，声声滑落琴槽，这又正似啼血的杜鹃、哀鸣的伯劳。
运用大量的意象，是李贺诗歌中的一大特色。无论是自然类意象，还是社会类意象，其诗歌中核心意象群的审美特征就是“凄怨”。而形成这一审美意象的原因则是在于诗人凄怨的心态和情感。杜牧评其诗为“怨恨悲愁”。这首诗中采用了大量的意象，如榆柳等景物的美好，烘托诗人的凄苦，以榆钱、柳断补足“萧条”之意。“神燕”、“伯劳”寄托了诗人盼祥瑞、避凶灾的美好愿望。“胡琴”成为了诗人排遣苦闷的工具，而“琴槽”则成为了诗人诉说心事的对象。诗人对这一连串的意象，进行了极力的渲染烘托，展示了一种饱“悲”之美，借以强化了诗人的悲惨不幸。
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此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率真，是表现久戍思归主题的代表作。
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小雅·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扣军事情形，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小雅·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喻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茸，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诗人用师涓的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虽然模仿《小雅·采薇》却能出以己意，直抒胸襟，这在玄言诗风行的东晋诗坛上是十分可贵的，不失为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风貌的佳作。
前四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吴宫火起焚尔窠，炎洲逐翠遭吴罗。”言莫趋炎附势，追名逐利；
后二句“萧条两翅蓬蒿下，纵有鹰鹯奈若何”言避世自能远祸。
整理来说，此诗言淡泊避世之志，远祸全身之术。诗以鸟为喻，唤醒人们切莫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而应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以达到老子所说的“夫唯不争，故无尤”的境界。
李白部分作品采用赋题的方法，但恢复古辞的立意，在体制上也恢复汉词的杂言体制。变齐梁无寄托之咏物为有寄托之体。另外，与齐梁呆板的赋题不同，李白之赋题常常是窥入题意，深入形容。如《野田黄雀行》。
此诗实为野田黄雀自幸之语，就是用“野田黄雀”这个题意来赋写的。此诗运用了刻板咏物、反衬之法。黄雀自语不逐炎洲翠游玩，不近吴宫燕栖息。是因为宫燕易被焚巢，洲翠易遭吴罗。而今我深栖野田中蓬蒿之下，可以藏身远害，纵有鹰鹯奈若何！这也是赋题法，只是用得如此巧妙。此诗综合运用发挥古意、赋题与以古题寓今事三种方法，可见李白对传统拟乐府方法的创造性发展。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