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三首小令皆以“懒云窝”三字开头。古代文人一些书斋住处的名字多是某某斋、某某室,相比之下“懒云窝”这个名字显得很通俗可爱,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羁的性情和对于逍遥自在的追求。然后再看作者在懒云窝里的所作所为:醒时吟诗喝酒,醉时就高歌吟诗,从清醒到醉倒,循环不断重复,构成了作者的全部日常生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有喝酒以消愁的说法,如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从侧面写出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争名夺利现象的悲愤。后面的抚琴弃书、不愿做南柯一梦正是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鄙弃之情。在他看来,不如把这些人生的累赘统统丢掉,窝进自己的书斋喝酒享受人生自在舒适。“瑶琴不理抛书卧,无梦南柯”也照应了“懒”字,把作者慵懒散漫的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无梦南柯”写作者并不把求取功名当作人生己的追求。“南柯”是用典,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叙淳于生昼梦入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在南柯郡做了二十年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来才方知是梦。这个故事被道家用来比喻人生如梦。正基于此,作者提出要活得清闲快活,不能被世俗所累。最后作者进一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把日月更替比喻成飞快的梭子,把富贵钱财的拥有比喻成花开花落那样短暂。作者认为人生青春易逝,应珍惜时光,快快乐乐地享受人生,而不是局限于短暂存在的名与利。
第二首小令起唱二句与前首起唱重复,便经营出一种沉醉诗酒流连不已的情境。“瑶琴不理抛书卧,尽自磨陀”,谓消磨岁月,逍遥自在。琴也懒得弹,书也懒得看,尽管歌酒,优游卒岁。想人生,“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撺梭过”,富贵不过如花开花落,日月却迅似穿梭飞过。此二句与前首同位二句文字相同而次序颠倒,亦增辞情兴会淋漓往复纵横之趣。“呵呵笑我,我笑呵呵。”世人呵呵笑我,我亦一笑呵呵。世人笑我,是笑我懒散颓唐。我笑世人,忘不了荣华富贵。作者一笑而已,顺其辞情以解,则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穿梭过到头来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第二首与第一首之间,多重言叠句,新辞句中,可加留意的是“磨陀”二字与“呵呵”二句。“磨陀”二字,体现出作者的生活态度,对寸阴的珍惜,对人生的细味。“呵呵二句,则在洒脱俏皮中,见出对世俗的蔑视。
第三首小令仍是以“懒云窝”起头,但是却换了个角度,写自己独特招待客人的方式。如果说在上首散曲中,作者日常生活的逍遥悠哉是本性使然的话,那这首描绘的对客人的随意自然更是将这份性情发展到极致。客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作者的生活方式,作者仍是和衣而卧,享受自己的世界。接下来作者交代了原因:“想人生待则么?贵比我高些个,富比我松些个。”他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具有的态度就是荣辱不惊、贫贱不移。身份高贵的人也没有比我高多少。他们虽然风光一时,但是一旦失去权力,也是和我一样。富有的人活得比较奢侈,但是终有散尽钱财的一天,到那个时候也不会宽松了。有权之人、富贵之人可能会嘲笑我不上进或者没有远大志向,我倒要讥讽他们看不透这些身外之物,徒增烦恼罢了。
这组曲子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和处世态度。作者认为功名利只是终将逝去的浮云,不如珍惜时光,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坚持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生才活得精彩。全曲语言俏皮通俗,一气呵成,质朴中透露着真性情,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欧阳修现存的词作中,《渔家傲》多达47首,可见他对北宋民间流行的这一新腔有着特殊爱好,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此词上片以轻快的笔调写青年男女暖日游春的快乐与浪漫。“暖日”写春天来了,白天更长了,花儿绽放了。在这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季节,踏青的青年带着姑娘春游赏花,而姑娘的美丽堪与花争艳。其实花儿美,人儿也美,只是“花不能言”,只好任凭人们品评,只能绽开花瓣,恰似美人的笑靥。此时游春的人们正值青春少年,面对春花绽放的大好时光,金壶斟酒,畅饮开怀,享受着人生的快乐。“金壶倒,花开未老人年少”句,既是词人对当时春游畅饮场面的描写,也是词人的人生感怀。人生当珍惜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花开年少,不要辜负了似锦年华。
下片则以沉重之笔写京城繁华纷扰及人生易老之叹。“车马”二句笔锋一转,写京城虽然车水马龙,往来客商,纷纷扰扰,但行人不要羡慕京城此般繁华热闹。欧阳修久居京城,繁华上面涌动着的名利之争让词人不禁生出如此感慨。而此时,词人听着禁城传来击鼓报时的钟声和铜壶滴漏声,这“催”着日出日落的声音,让词人深刻体会到时间在无情流逝,伤时伤逝之感油然而生。“长安城里人先老”,京城的人们会先衰老的,这一深沉的慨叹,包含着对那些为名为利在京城奔波的“行人”的劝诫,也饱含着这位几经宦海沉浮,如今身居高位却中年白发体衰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
全词语言晓畅,上下两片对比鲜明,表达了词人对这种刻板而不自由的、上朝听命的官僚生活的厌倦,以及对城外自由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