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这首诗写出了风的力量。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前两句就“风”的季节功能而言：秋风能令万木凋零，春风却又能教百花绽放；后两句则就“风”所到之处，呈不同景象来描写：风过江上时，则水面波浪滔滔；入竹林时，只见竹竿一齐倾斜。风，为自然界之物象，本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经由生命个体用心去感受或通过外物的变化知晓。因此，全诗无出现一个“风”字，也没有直接描写风之外部形态与外显特点，而是通过外物在风的作用下原质或原态的改变去表现风之柔情与强悍。可见诗人对物态常识的熟知与了然。在这种生活常识的支撑下，诗人熟练地通过外物的形变来显发风之特点，以间接描写来表现风的种种情态，让人真切感受风的温存与魅力。
“赋、比、兴”为古典诗歌表现的基本手法。所谓的“兴”意指“兴发”“感兴”，由物及心，即因为外物的作用而产生内心“情变”。“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叶落”与“花开”，乃事物发展到极态而自然产生的质变，外力的作用只能是加速或减缓其变化的速度。在此处，诗人把叶落花开归因于风的作用，表现出作者观察的细微与内心的细腻，把自然万物的变化同风——外力的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隐性地昭示着风之生命力及其给外物的温情关怀。
“解落”，“解”字用得好。常言道“秋风扫落叶”，秋风之蛮横可见一斑。不用“扫”“吹”，也不用“刮”“剥”，就用一个“解”。“解”，是细心，是用心，是专心地去化解，不急不慢，不狂不躁，让叶儿怡然清爽地离开了母体，找到了很好的归宿。风之柔情让人感动。“能开”，“开”，是唤醒，是催生，是召唤，在寒冬中沉睡的花儿，在风儿的轻轻抚摸下，睁开惺忪的睡眼，伸伸懒腰，又将迎来一个美丽、美好、美妙的春意。风之温情让人舒坦。“解落”与“能开”，把风的温存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深深地触动了读者那或许早有些漠然的心绪，重新唤醒人们对美好生命的感念。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过江”卷起“千尺浪”，风急浪高，直冲云宵，风之气力是何等威风；风，“入竹”引来“万竿斜”，风狂竹伏，万般无奈，风之外力是何等潇洒。此处，风之强悍，风之强劲，风之强势，同之前风之温情，风之柔情，风之痴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其“喜怒哀乐”之表现，“风”也不例外。风的变幻莫测便是很好的例证。
讲究对仗或对偶，《风》一诗亦如此。例，“解落”对“能开”，“三秋叶”对“二月花”工整有序。“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在“兴发”方面更为出色的话，则后两行在“对仗”则更显特色，“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一过”“一入”，“一高”“一低”，“一直”“一斜”，把风对自然界物象在风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变幻鲜活而传神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写风，全诗除诗名外，却不见风字。每一句都表达了风的作用，如果将四句诗连续起来，反映了世间的欢乐和悲伤，表达了“世风”和“人风”，风是善变的，有柔弱，又有彪悍，风是多情的，姿态丰盈，万竹起舞，短短的四句诗，以动态的描述诠释了风的性格。
《桃花行》是继《葬花吟》之后，黛玉的又一首顾”花“自怜的抒情诗。书中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宝琴让他猜是谁做的，宝玉一猜就中：“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开玩笑地骗他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宝琴又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以上《红楼梦》中的原文在各版本中语句可能会有所出入）。
《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宝玉并不称赞，是因为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这首诗出现在第七十回，已经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就是明显的预言。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憔悴，而最早凋零的就是黛玉。
黛玉寄住在贾府，“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她这样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会感到极大伤悲痛苦和压抑。《桃花行》一诗，以深沉的感情，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林黛玉内心的忧伤、痛苦。通过以灿烂鲜艳的桃花与寂寞孤单的人的反复的多方面的对比、烘托，而塑造了一个满怀忧虑、怨恨而又无力自拔的贵族少女的自我形象。林黛玉以花自喻，抒发了内心深底的无限感慨。“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是她自我的哭诉与写照。宝玉与黛玉有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所以宝玉一看就知道“自然是潇湘妃子的稿子了”。诗中表现了黛玉的苦闷，一是由于她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感到了未来的不幸，发出了哀音；另一方面，是她思想矛盾的反映，她要冲破束缚，又没有力量撕破罗网，因而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和忧郁，让人给予她无限的同情。
《桃花行》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诗谶”的成分。《葬花吟》既是宝黛悲剧的总的象征，广义地看又不妨当作“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第二十七回脂批）。《秋窗风雨夕》隐示宝黛诀别后，黛玉“枉自嗟呀”的情景。《桃花行》则专为命薄如桃花的林黛玉的夭亡预作象征性的写照。作者描写宝玉读这首诗的感受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并且借对话点出这是“哀音”。不过，作者是很含蓄而有分寸的，他只把这种象征或暗示写到隐约可感觉到的程度，并不把全诗句句都写成预言，否则，不但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在艺术上也就不可取了。
这首桃花诗可以分为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诗歌的开头即展现出一幅“帘外桃花帘内人”的对比鲜明的生活画面。帘外春风软吹（柔和的吹），桃花盛开，帘人内却是“晨妆懒”，“比桃花瘦”，有着无限的愁苦。“人与桃花隔不远”，更显出这一对比的强烈，突出了帘内人儿的惨苦。帘外桃花帘内人，仅只一帘之隔，隔帘春天的消息已被春风吹透，而帘内却没有丝毫春天的气息；春风、桃花亦不是无情物，“东风有意揭帘栊”，花亦“欲窥人”，但帘偏就“不卷”，于是，帘便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阻隔帘内人享受春之幸福温馨势力的象征。“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透过诗句，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向往，对于阻碍她追求自由幸福的封建正统势力的抗议。诗中的花与人是在对比中出现的，但是，在感情形态上，花与人却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花解怜人花亦愁”，是说花如果懂得怜悯人的话（花若有情），花也要为人发愁。这就为后文花人交融作了感情上的铺垫。
在花与人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到了一个孤独伤感的观花人形象。观花人即是帘内人，她是在桃花盛开、一片春色的烘托下凸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里诗对环境的渲染，已由远及近，写到了院落庭前。帘外处处是春色，令帘内人触景伤情。在落日斜照里，凭栏而立的观花人就是一袭剪影，伶俜孑立，格外孤独。诗歌用重笔表现了观花人的伤悲：“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形神兼备，既写出了观花人可怜且可叹的形体之态，更见出观花人的神伤。接下来四句，是观花人眼中的景物，它们是对观花人神伤有力的反衬。花红叶碧，生机勃勃，千树万树盛开的桃花，如烟似雾，笼罩了一切，映红了阁楼照亮了墙壁，花红得那么热烈，在观花人眼中，自然是值得羡慕的，然而此时此刻，却又令人如此神伤。前有“凭栏人向东风泣”之句，泪眼看花，自然是红得一片模糊。诗句中“红模糊”三字，既是花红繁盛的形容，也是人精神恍惚，泪眼观物造成的印象，最是含蓄，也最是传神，深婉的表现了观花人的忧伤悲苦。
完成由花人相映到花人交融的过程，写出帘内人向花寻求慰藉、解脱的感情流程，以及对于这种愿望最终仍难免要落空的痛苦心情。在这一段中先垫上一句：“天机烧破鸳鸯锦”，将两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天机烧破鸳鸯锦”即“烧破天机鸳鸯锦”之意。天机，为天上织女的织机。烧，极为形象地写出盛开桃花之红，花红似火。这还是上一段“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的意境。与花红热烈成鲜明反照的是人的情懒意怠。诗中时间的流程也是值得读者留意的。诗的开头写到帘内人“晨妆懒”，还是早晨。诗的中间写到“斜日栏杆人自凭”，已是时过中午，日已偏斜。这里写到侍女送水来，接着后文又写到“花飞人倦易黄昏”，这已是黄昏时刻了。诗从时间流程上也反映了人物阴郁缠绵的心境。处于这种心境的人自然是“见花溅泪，见月伤怀”，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触发她那忧伤的情怀的。诗从洗脸这一生活细节上又展开了描写。处在特有心境的人，从洗脸的泉水倒映中看到自己脸上残存的胭脂，便展开了联想，“胭脂鲜艳何相类”，把胭脂、花的颜色、人之泪三者巧妙的扭合在一起，人之泪之所以能和红色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当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不是说这泪真是红色的，但在愁人的感情世界中，这泪也不是一般的泪，是泣血的泪。至此，作者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桃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达到了花人交融的境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桃花命薄。这也就是说，人与桃花都不会有好的命运，而作者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尽管说“泪自长流花自媚”，花在眼前尽管还是明媚媚人的，但到春尽之时，泪流干了，花也就憔悴了。这就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意思。同病相怜，“憔悴花遮憔悴人”，然而，黄昏无情，结局必然就是“花飞人倦”，“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诗的结尾四句已纯是“哀音”了。黛玉寓情于景，杜宇悲鸣，春已归尽，花也谢去，人去楼空，帘栊寂寞，空余月痕，这是一个注满黛玉悲伤情思意绪的悲凉凄楚的意境。这样的一个结尾隐喻了黛玉夭亡的悲惨结局，这样的“伤悼之句”就连那“尘世浊玉”的宝玉看了都要“滚下泪来”，便是读者看了，也是要深受其悲切情怀的强烈感染的。
《桃花行》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歌，全诗情境融洽，构思奇巧，对比鲜明，使诗的形象鲜明，感情浓郁，语言清爽，语势流畅，读来如行云流水，体味一下，却又感柔肠百转，感人至深。在《桃花行》里表达的情感，属于黛玉自己的情感要远比《葬花词》要来得浓，来得重。《桃花行》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它的形象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灵魂，这就是黛玉的个性。黛玉见月落泪，对月感怀，正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文心雕龙》）的表现。她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寄人篱下，浸泡于悲与愁的泪水之中，对于爱情理想愈来愈信心不足，对自己的命运前途感到愈来愈难把握，面对大好的春光与盛开的桃花便触发了她的心事，如此的情与景会，意与象通，于是在桃花身上，便寄托了要冲破牢笼享受春光的向往，也凝结了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深重的忧伤痛哀，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也正是这个原因，宝玉一看，便知是黛玉之作，尽管有人故意自充作者，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判断。他说的好，其“声调口气”都是林妹妹的，也是因为林妹妹“曾经离丧”，故能作此“哀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