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
这篇150字的短文，没有议论，没有说教，甚至没有一句客观的描述和抒情的词语，有的只是一段对话，一段独白，完全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然而，它却写得委婉曲折，血泪交织，十分动情。
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使自己亲生儿子奚齐能继承君位就诬陷太子，说太子要谋杀其父献公，献公轻信骊姬，逼迫太子申生自尽。申生在被谗蒙冤的情况下，既不申辩以伤君父之心，也不出逃以扬君父之过，终于含冤自杀。文章头一句“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开始就造成一种恐怖、紧张而充满悬念的气氛。骊姬因阴谋得逞而偷着乐的得意神情，老而昏聩的献公要杀亲子的愤怒与沉痛，尽在不言中。而申生众多的兄弟们，满朝的文武大臣们，亲者，仇者又会有什么反应?申生自己有什么反应?都令读者产生悬念。然而被杀者申生却坦然自若，从容面对死亡。作者把残酷的环境与申生坦然的心境加以强烈地对比，并在对比的反差中，揭示人物的忠孝之心，塑造人物的形象。先是重耳与申生的对话。申生对重耳的“盍言”、“盍行”的回答，一不辩白，是怕伤老父的心；二不出走，是怕扬父之过。一般情况下的忠孝，不会引人注目；儿子蒙受亲生父亲的冤屈，能无怨无恨，从容就死，就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申生与重耳的对话，表现了申生尽忠尽孝于生前；那么，申生派人代表他与老师狐突的诀别辞，乃是尽忠孝于身后。“伯氏”二句，表明申生在临死前，念念不忘的还是君国，想的还是在自己死后贤士大夫如何帮助君上治国安邦。“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这十个字，既表现了他临死前的清醒认识，也显示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以及对老父、幼弟的深切关爱。饱含感情，一字一泪。这种愚忠愚孝，今天看来，过于迂腐，未免可笑，但此文之所以催人泪下，似乎也正在于一个“愚”字。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