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第一首，通过对广大农村萧条凄凉情景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血吸虫的猖狂肆虏和疫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绿水青山”，本是适合人们居住的美好环境，却“枉自多”，即再多也无用，再美好也无用，因为在瘟神肆虐下，对于贫病交迫的疫区人民来说，“绿水青山”也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写出了疫区劳动人民的无限辛酸，也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感慨。“华佗无奈小虫何”，是说不仅在漫长的旧时代，在统治者只知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而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一些想救死扶伤的像华佗那样的名医，对血吸虫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薜荔，野生常绿藤本植物。千村薜荔，形容村落荒芜了。矢，同“屎”。“人遗矢”，借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国名将廉颇被废，到了楚国。赵王想再起用他，派使者到楚国去看廉颇，使者拿了反对廉颇的人的金钱，回来诳报道：“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这里指患血吸虫病的人下泻不止，濒于死亡。成千成万户人家变得萧条冷落，大片田地都荒芜了。“鬼唱歌”，本于李贺《秋来》诗：“秋坟鬼唱鲍家诗。”成了鬼的世界，即多少个村庄完全毁灭了。以上四句写旧社会里的人民受到血吸虫病的毒害，是那样使人触目惊心。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作者利用诗歌技巧可以跳跃的特点，让我们从旧社会的苦难里，一下子跳到光明美好的新社会。郭沫若在《坐地、巡天及其他》（1959年3月4日《人民日报》）里，指出这两句“是说的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八万里，指地球自转一周，地球的赤道全长四万公里，正合八万里。地球在自转时，同时也在公转，所以作者想象飞腾，遥看天上的无数星河，即“遥看一千河”。这样的想象飞腾，使我们想起范缜《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明宵结想，坐周天海。”昼夜想象，坐着可以想象到绕天和海一周。“坐地”、“巡天”，正如作者的想象飞腾，想到跟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可以看到天空中无数的星河。萧涤非先生指出：“从全诗的结构来说，这两句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一个飞跃。因为它并没有明白地、直接地说出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通过描写血吸虫被消灭后的喜悦来透露。但这层意思还是很明白的。”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诗人“遥看一千河”，自然会“浮想”起那位住在银河边的牛郎，再想象牛郎作为古代传说中的劳动人民，也一定关怀着他曾生活过的大地上乡亲们的疾苦；在牛郎的时代，中国已有“瘟神”肆虐，因而设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这是诗人的回答，如果牛郎“欲问瘟神事”，那只能告诉他：尽管千百年岁月如流水般消逝了，但人们依然在遭受“瘟神”的折磨！“悲欢”，在这儿是偏义复词，其意在“悲”。
第二首写新社会，写广大人民征服大自然，治山理水，同时大举填壕平沟，消灭钉螺的动人情景。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前一句以明快的语言勾画出当前春光明媚的景象，它既是写景，又象征着当时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的动人气概。后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六亿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光辉思想。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红雨”指桃花，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看到桃花乱落像红雨，作者认为这是随着人们的心意翻成红色的波浪，这是象征手法，象征在千百万群众的要求下，到处掀起红色的高潮。这里只是借“红雨”来写出这种形势。“随心”，随着千百万群众的心意。“翻作浪”，转变成为红色高潮。青山不再成为交通的阻碍。“着意”，特意。“化为桥”，化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青山怎么会化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呢？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从青山联想到高大的五岭山脉，高到像跟天连接，可是劳动人民在那样的高山上挥动雪亮如银的锄头，在建设山区。这里是借五岭来概括全国所有的山区，在山区进行建设。经过建设，山区也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了。从山联系到水，“三河”，旧指黄河、淮河、洛河，这里概括全国所有的河流。劳动人民挥动铁臂来搞水利建设，它的声势之大使大地振动。这样写山区建设和水利建设，虽然没有提到消灭血吸虫病，实际上把消灭血吸虫病也包括在内了。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两句点明题意，总结全诗。前一句语调轻松，含幽默调侃意味，流露出诗人对中国人民终于“送”走了“瘟神”的衷心喜悦。后一句，并非写实，而是借用传统的民间习俗，表示如何“送”。字里行间，也渲染出对“瘟神”的鄙视和嘲讽。
本诗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意气豪迈。这不仅由于作为人民领袖的诗人高瞻远瞩，思路开阔，在诗中展示了无限的宇宙和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诗人具有对祖国、对人民浓厚的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炽烈感情。因而，一旦获悉“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这样旷古未有的喜讯，便激动万分，诗思潮涌，从而使诗篇洋溢着风发的意气，卓厉的豪情。诗如其人。本诗是毛泽东同志伟大人格和气魄的体现，也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谱写这样气壮山河的诗篇。
这首《凉州词》与其说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莫不如说更具有史料价值。从诗中“沙州”、“凉州”等地名可以推断，反映的是中唐河湟(今青海)一带的战事。此地本是吐谷浑领地，后来因闹内哄，国王被部下杀死，唐朝一度降服了那里的军队。但凶悍的吐蕃不断侵扰，经过多年的战争，便把这片土地争夺过去。
公元851年一天的夜里，沙州的节度使(又称都护)张义潮乘吐蕃的内乱，率领当地的蕃兵(为唐朝守边的少数民族士兵)一举夺取了凉州，收回了被吐蕃占领的属地，这便是诗中头两句：“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第三句的“黄河九曲今归汉”，颇有自豪的味道，流过九十九道弯的、绵延数千里的黄河终于又回到唐朝(唐代诗人多以“汉”代“唐”)，可是第四句便转出了悲凉：“塞外纵横战血流!”战乱并没有因这次军事上的胜利而终止，人民依然在流血。这句是指吐蕃内部的纷争，论恐热发动叛乱长达二十余年，据《通鉴》所载：“所过残灭，尸相枕籍”，“杀其壮丁……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由此看来，诗人为祖国军队收复失地而产生的喜悦之情，又为吐蕃人民深受内乱之苦而冲淡。这悲喜情感的起伏，使这首小诗的主题从爱国主义的层次上升到人道主义的领域。诗人是爱国的，但他更呼吁把和平和安宁还给各族人民！
这首诗，是反映张义潮收复凉州、吐蕃内乱史实的唯一的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