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这是一首歌颂大丈夫从军赴边、生死搏战、凯旋受赏的诗。全诗表现出主人公从戎报国、立功边域的远大理想，赞扬了他的英雄豪迈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整首诗语言明快、格调高昂、气势磅礴、意蕴深长。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开篇二句，诗人就将一个装配齐备，身跨战马，奔腾如飞的勇士形象突兀地推到读者面前，使诗歌一开始就具有挟天风海雨而来之势，显得奇警迅猛。此诗起调显然受到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但不同的是《白马篇》在“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突起之后，却以慢笔插入“借问谁家子”以下大段铺陈，写“游侠儿”的生平和高强武艺。高适却将这些一概摒弃，快人快语，一腔豪气，一泻到底。所以，三、四句再从“天子怒”“将军雄”两方面予以渲染。这样，勇士的赴敌就更理直气壮。再加上“将军”的雄武，愈发增加了胜利的信心、立功的热望。开始四句，痛快豪壮，层层蓄势，已将勇士的形象渲染得气势如虹，这样就使下文“快战”场面的出现水到渠成。
“万鼓凭殷地”以下八句，将主人公赴敌过程的细节一概删掉，直写战阵的壮阔。同时加以生动的夸张和想象，突出大战的激烈和唐军的英勇。万鼓齐鸣，犹如惊凭震天动地；千军万马，红旗飞扬，恰似烈火借助风威。战士们精诚贯日月，使其留驻空中；“阵云”冲山岳，群峰为之晃动。这样神勇的军队，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文势至此高潮，陡然收住，如截奔马，使之折入对主人公心胸的袒露，与起首相呼应。
一般说来，在文势的高潮突转，比较难以为继，它必将聚集起更大的力量，才能再掀波澜，否则就有龙头蛇尾之弊。不过这种担心对高适来说显然是多余的。他的万斛豪情，不如此就不能尽情发泄，故自“万里不惜死”以下八句，感情突破陡煞的闸门，冲天而起，再奋逸响。因为直接参战的主人公，他的理想就是到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去搏击，是以“万里不惜死”的无畏追求而得到“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的最高奖赏。因此，他被这撼天动地的战斗场面鼓舞，为自已能建功立业、凯旋受赏而欣喜若狂。自然，对于皓首穷经、老于牖下的平庸书生生活，他是不屑一顾的，因而以“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这样的英雄豪语，把主人公安边定远的壮志、豪宕不羁的精神，如狂飙勃发般地倾泻出来。
高适喜欢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情，以饱含着强烈感情的语言，率直地表现诗人的深刻感受。诗中汹涌奔腾的感情，既峰峦迭起，又一气贯注，感情的洪流愈泻愈强，毫无衰减，如骏马注坡，不可羁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