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这首七律无题，内容是抒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
这首诗侧重于抒写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之感，写法非常概括。首联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写环境： 层层叠叠帷幔低垂的闺房，幽邃宁静; 夜深了，闺房的主人上床后却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凄清的长夜何其漫漫。她为何迟迟不能入眠? 她在想什么呢?诗中什么也没说，任由读者去想象。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细居处本无郎” 是她长夜无眠的思绪吗? 如巫山神女一样有浪漫的奇遇、过恩爱的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梦。至于这场梦是她的向往，还是曾经的巫山云雨，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如梦似幻，我们无从得知。但现状很明显，她还像清溪小细一样，独处无郎。“本无郎” 有孤单、寂寥、无奈，也有自我安慰的味道。颔联巧妙化用两个典故，融会了神话的传奇色彩和乐府的文化韵味，写得瑰奇迷离，摇曳多姿。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 转以客观事物来影射主观感情： 菱生水中，大风吹来，波起浪涌，激得菱叶翻飞，菱枝欲折; 菱枝本柔弱，而风波 “不信”，是否意味着有些纤如菱枝的东西，是经不起生活的波浪的，即使“不信”，要逆势而为，终究是枉然。月下露珠，谁会滋润桂叶，让其吐出馨香?流露出无可依靠、无所寄托的幽怨。颈联的意象具体而鲜明，但象征的意味相当隐晦，可能是抒写那个女子在长夜无眠时的慨叹，可能是暗示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可能是诗人自伤身世，历来说法颇多。
尾联“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直抒胸臆： 就算相思全无益处，仍不妨碍为相思而惆怅的情怀执著、狂放。明知相思无益而惆怅不已，实已是情至深处，铭心刻骨，欲罢不能了。
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在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份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抒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她（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织入某些情节的片断，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是他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蕴藉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
无题诗究竟有没有寄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离开诗歌艺术形象的整体，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附会现实生活的某些具体人事，进行索隐猜谜式的解释，是完全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像冯浩那样，将《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垂杨岸”解为“寓柳姓”（指诗人的幕主柳仲郢），将“西南”解为“蜀地”，从而把这首诗和《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说成是诗人“将赴东川，往别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就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但这并不妨碍读者从诗歌形象的整体出发，联系诗人的身世遭遇和其他作品，区别不同情况，对其中的某些无题诗作这方面的探讨。这首着重写女主人公如梦似幻，无所依托，横遭摧折的凄苦身世，笔意空灵概括，意在言外，其中就可能寓含或渗透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熟悉作者身世的读者不难从“神女”一联中体味出诗人在回顾往事时深慨辗转相依、终归空无的无限怅惘。“风波”一联，如单纯写女子遭际，显得不着边际；而从比兴寄托角度理解，反而易于意会。作者地位寒微，“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仕途上不仅未遇有力援助，反遭朋党势力摧抑，故借菱枝遭风波摧折，桂叶无月露滋润致慨。他在一首托宫怨以寄慨的《深宫》诗中说：“狂飚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取譬与“风波”二句相似（不过“清露”句与“月露”句托意正相反而已），也可证“风波”二句确有寄托。何焯说这首无题“直露（自伤不遇）本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论这首无题诗有无寄托，它首先是成功的爱情诗。即使读者完全把它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并不减低其艺术价值。
此诗前四句写春日长安凄惨破败的景象，饱含着兴衰感慨；后四句写诗人挂念亲人、心系国事的情怀，充溢着凄苦哀思。全诗格律严整，颔联分别以“感时花溅泪“应首联国破之叹，以“恨别鸟惊心”应颈联思家之忧，尾联则强调忧思之深导致发白而稀疏，对仗精巧，声情悲壮。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篇一开头便描写了春望所见：山河依旧，可是国都已经沦陷，城池也在战火中残破不堪了，乱草丛生，林木荒芜。诗人记忆中昔日长安的春天是何等的繁华，鸟语花香，飞絮弥漫，烟柳明媚，游人迤逦，可是那种景象今日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又令人满目凄然。诗人写今日景物，实为抒发人去物非的历史感，将感情寄寓于物，借助景物反托情感，为全诗创造了一片荒凉凄惨的气氛。
“国破”和“城春”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象，同时存在并形成强烈的反差。“城春”当指春天花草树木繁盛茂密，烟景明丽的季节，可是由于“国破”，国家衰败，国都沦陷而失去了春天的光彩，留下的只是断垣残壁，只是“草木深”。“草木深”三字意味深沉，表示长安城里已不再是市容整洁、井然有序了，而是荒芜破败，人烟稀少，草木杂生。这里，诗人睹物伤感，表现了强烈的黍离之悲。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无情而有泪，鸟无恨而惊心，花鸟是因人而具有了怨恨之情。春天的花儿原本娇艳明媚，香气迷人；春天的鸟儿应该欢呼雀跃，唱着委婉悦耳的歌声，给人以愉悦。“感时”、“恨别”都浓聚着杜甫因时伤怀，苦闷沉痛的忧愁。这两句的含意可以这样理解：我感于战败的时局，看到花开而潸然泪下；我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而心惊胆战。人内心痛苦，遇到乐景，反而引发更多的痛苦，就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样。杜甫继承了这种以乐景表现哀情的艺术手法，并赋予更深厚的情感，获得更为浓郁的艺术效果。诗人痛感国破家亡的苦恨，越是美好的景象，越会增添内心的伤痛。这联通过景物描写，借景生情，移情于物。表现了诗人忧伤国事，思念家人的深沉感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人想到：战火已经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一个春天，仍然没有结束。唐玄宗都被迫逃亡蜀地，唐肃宗刚刚继位，但是官军暂时还没有获得有利形势，至今还未能收复西京，看来这场战争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又想起自己流落被俘，扣留在敌军营，好久没有妻儿的音信，他们生死未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要能得到封家书该多好啊。“家书抵万金”，含有多少辛酸、多少期盼，反映了诗人在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战争是一封家书胜过“万金”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所有受战争追害的人民的共同心理，反映出广大人民反对战争，期望和平安乐的美好愿望，很自然地使人产生共鸣。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连月，家书不至，国愁家忧齐上心头，内忧外患纠缠难解。眼前一片惨戚景象，内心焦虑至极，极无聊赖时刻，搔首徘徊，意志踌躇，青丝变成白发。自离家以来一直在战乱中奔波流浪，而又身陷于长安数月，头发更为稀疏，用手搔发，顿觉稀少短浅，简直连发簪也插不住了。诗人由国破家亡、战乱分离写到自己的衰老。 “白发”是愁出来的，“搔”欲解愁而愁更愁。头发白了、疏了，从头发的变化，使读者感到诗人内心的痛苦和愁怨，读者更加体会到诗人伤时忧国、思念家人的真切形象，这是一个感人至深、完整丰满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且这首诗结构紧凑，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由登高望远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叹忧愤。由开篇描绘国都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花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了很久，以致于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环环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表现了在典型的时代背景下所生成的典型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也展示出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