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一种解释是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传说王维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不过,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因此,以解释为山中此时实有的春桂为妥。
此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全诗旨在写静,却以动景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执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读者联想的。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而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这首诗也是这样。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
施肩吾有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儿,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如:“姊妹无多兄弟少,举家钟爱年最小。有时绕树山雀飞,贪看不待画眉了。”(《效古词》)而这首《幼女词》更是含蓄兼风趣的妙品。
诗一开始就着力写幼女之“幼”,先就年龄说,“才六岁”,说“才”不说“已”,意谓还小着呢。再就智力说,尚“未知巧与拙”。这话除表明“幼”外,更有多重意味。表面是说她分不清什么是“巧”、什么是“拙”这类较为抽象的概念;其实,也意味着因幼稚不免常常弄“巧”成“拙”,比方说,会干出“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左思),“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杜甫)一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此外,这里提“巧拙”实偏义于“巧”,暗关末句“拜新月”事。读者一当把二者联系起来,就意会这是在七夕,如同目睹如此动人的“乞巧”场面:“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林杰《乞巧》)诗中并没有对人物往事及活动场景作任何叙写,由于巧下一字,就令人想象无穷,收到含蓄之效。
前两句刻划女孩的幼稚之后,末二句就集中于一件情事。时间是七夕,因前面已由“巧”字作了暗示,三句只简作一“夜”字。地点是“堂前”,这是能见“新月”的地方。小女孩干什么呢?她既未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也不向大人索瓜果,却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拜新月”呢。读到这里,令人忍俊不禁。“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的少女拜月,意在乞巧,而这位“才六岁”的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拜月,是“不知巧”而乞之,“与‘细语人不闻’(李端《拜新月》)情事各别”(沈德潜语)啊。尽管作者叙述的语气客观,但“学人”二字传达的语义却是揶揄的。小女孩拜月,形式是成年的,内容却是幼稚的,这形成一个冲突,幽默滑稽之感即由此产生。小女孩越是弄“巧”学人,便越发不能藏“拙”。这个“小大人”的形象既逗人而有趣,又纯真而可爱。
这类以歌颂童真为主题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晋左思《娇女诗》,那首五古用铺张的笔墨描写了两个小女孩种种天真情事,颇能穷形尽态。而五绝容不得铺叙。如果把左诗比作画中工笔,则此诗就是画中写意,它删繁就简,削多成一,集中笔墨,只就一件情事写来,以概见幼女的全部天真,甚而勾画出了一幅笔致幽默、妙趣横生的风俗小品画,显示出作者白描手段的高超。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