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怀浑似梦里，碧云犹冉冉，佳人何处。越岫鸡盟，秦楼燕约，争奈年华已暮。凭高吊古。算只有梅花，伴人凄楚。极目天长，淡霞明断雨。
离怀浑似梦里，碧云犹冉冉，佳人何处。越岫鸡盟，秦楼燕约，争奈年华已暮。凭高吊古。算只有梅花，伴人凄楚。极目天长，淡霞明断雨。
这首诗写泊舟后第二天的行程。前三联描写了由盘门到枫桥的一路景色，兼及诗人自己的心情。天刚破晓，船又启航。头天傍晚下了一场大雨，这一天清晨依旧是秋雨霏霏，兼以风声萧萧，江南水乡便满天飘舞着木叶。深秋天寒，时时听到空中大雁，鸣声惶急，向着南方飞去而无留意。诗人不由得又低头思量自己：“大雁急急归去，顷刻使能回到南方，可我自己呢？一年将尽，旅程却还遥远着呢。”
为了排遣乡思，诗人便留心观看船的四周，发现了两个极有意思的景象，其一是“鸟避征帆却”：他所乘坐的这艘远行之船，在湖面上一摇一晃地前进着，水鸟们“啾啾”鸣叫着随在后面，有时船身猛一倒退，鸟儿们便急急地避了开去；其二是“鱼惊荡桨跳”：鱼儿们聚游在船的两侧，船家一起一落地摇动着双桨，偶尔声音响了一些，便惊得鱼儿慌不迭地散了开去。
看着有趣，不知不觉间，夜已来临，尾联便写夜宿枫桥。天既已黑尽，诗人便盘算着：今夜，这艘孤舟该宿于何处（何许）呢？放眼望去，一轮霜月下，他看见了那久负盛名的枫桥。南宋诗人范成大编纂的《吴郡志》说，枫桥“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因此，诗人一见到枫桥，便兴致勃勃地嘱咐船家将船系在桥下，决定这天晚上夜宿于此处，以一抒幽思。
这首诗的前两句诗概括了作者的处境，由此引出了后两句被迫出走他国的原因。这是一首十分巧妙的隐喻诗，全诗意象鲜明，隐喻深微。
《立木海上刻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今存最早的辽代五言古绝。这一首诗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无力抵住他人的压迫，只好躲避。耶律倍本为皇太子，按说继皇帝位者应是自己，可帝位却偏偏落在自己的弟弟德光身上，德光不仅没有因哥哥之让位而厚待兄长，反而见疑兄长欲加害之，这就是“小山压大山”；而自己虽为兄长，但却无力对抗作为皇帝的弟弟，所以说“大山全无力”。两句诗概括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说明了自己走适他国的原因。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个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比兴手法，也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诗作。
此诗写自己在弟弟的猜忌、倾轧下走投无路的遭际，以及逃奔异国、亡命海外之时的悲凉凄楚的情怀，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现实。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尚欠火候，有些生硬、粗糙和平直，带有契丹人开始学习作汉语诗时尚欠成熟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首能体现契丹、汉文化碰撞交融、优势互补的佳作，有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当时其他汉语诗无法替代的意义。
陶渊明可以辞官，可以守穷，但不可一日无酒，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所以对于他来说，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陶渊明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诗中每句用一“止”字，读来风趣盎然，具有民歌的情调。
这首诗大意并不难懂，总体来说是因为饮酒伤身，要“止酒”（戒酒）罢了。但这首诗的“止”字解释起来还真麻烦，如果全按“停止”（戒除）解释，“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四句就解释不通了。“止”古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止于”，说得直白点，就是“停留在……上面”，那么“高荫”“荜门”“园葵”“稚子”就是都渊明乐意停留在这上面了。但按这个意思解释后面“止酒”又解释不通了。因为“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这两句明显是说“只知道戒了酒不爽快，但不知道戒了酒对自己又好处”。看来这篇中的“止”字，还是前后分成两个意思的。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有个特点，每句都带一个“止”字。朱自清先生推测此体早已有之。既然早有此体，就应该有所留传。但在陶渊明此诗之前，又没有例子流传下来。这未免让人对朱自清的推测难以信服。清代陈祚明和吴瞻泰都认为这种每句中含有同一字的写法是陶渊明开创的。即使如朱自清所说，此前已有此体，陶也当是此体较早的作者之一。当然这种写法被后人发扬广大了。明代薄命才女贺双卿，有一首《春从天上来·饷耕》，就是这种诗词极至。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