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为赏月,却紧扣题中“玩”字,描绘了夏夜如水的月色与诗人玩月的率直天真情怀,表现了诗人与月为友和热爱宁静恬淡田园生活的情趣。全诗语言通俗,意象活泼,气韵灵动,诙谐有致。
该诗起始到“我止影亦止”四句为第一部分,语意浅近而转折自然。诗人独步于溶溶月色下,舒心惬意,自然地抬头仰望在天之月。仰望之余,循着朦胧的月辉,月光酒在诗人身上,在地上投了诗人的身影。这时诗人的目光也由天及地,由我及影,不免在万簌俱寂的月夜下徘徊漫步,观察到“ 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的自然现象。夏日原本极热极闷;可是太阳西垂,皓月东升,清辉驱暑,月色生凉。诗人此时此刻也因宁谧的氛围与皎然的月辉而产生遐想幽思,自然地将天上的明月、伫立的诗人和地面的只影联系起寻思一番。
“不知我与影”到“自写却何似”四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投目在天,顾影于地,望月生情,由情及理,不免对自身、影、月提出了诗人与影是同一事物还是两码事的疑问:月能为地球上的一切物体留下影子,也能为诗人投下影,月能否也为月亮自己投下一个影,如果能的话,月亮自身将是什么样子,又在什么地方去寻求。诗人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古代自然科学家注意而研究的现象,也是哲学家和诗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因诗人爱月、玩月,所以问月也就顺其自然了。
“偶然步溪旁”以下六句是该诗的最后一部份。“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诗人活动的空间随着“我行”而挪动变换,由庭院转向田野,从田野而步入溪畔。临近溪边,中天皓月竟在溪水之中。看见了水中的月亮,诗人担心天上的月亮不知是否还存在,必然要把目光再转向青空,“上下两轮月”,一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中;一在明净透底的溪水深处——这是何等绚丽而迷人的情景。一盘皎月已令人陶醉不已,而上下二月将更给人以兴味与遐想。诗人也自然进一步地追问,这上下二月,到底哪个是真的,那个是幻影。究竟水是天,还是天是水。因为天上湛蓝浩浩,溪水碧绿见底;天上挂的是一轮月,水中现的是月一轮,难于分辨。不知是天上的月落在水中,还是水中的月映在天空……诗人向得那么认真、执着而又有几分痴情了。
该诗在连续的询问里戛然而止,诗人没有对水天月色作出任何回答,其实也毋须回答。而该诗的情趣与玩月的兴味全在这不答之中。该诗虽分三个部分,却都以月为中心而展开,而以“玩月”“问月”为线索而渐次深入。“玩月 ”玩得是否有情致、有哲理、有意趣全在诗人的奇想。杨万里无论玩月的方式、观月的角度、问月的内容、因月而产生的联想都与前人迥异。该诗“玩月”循着由月照人,因人投影,我行影随而展开第一个层次,用四句口语般的诗把诗人天真淳厚的情致凸现出来,不仅体现了七十八岁高龄的诗人对美好事物和田园景色的浓厚兴趣与不倦的追求,也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当然诗人若只把简单明了的自然现象推衍下去而不赋予其哲理意义,这样的“玩月”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也不会有任何艺术魅力。因而诗人笔锋一转, 展开了对自我、影、月三者关系的深思与探究,提出了在当时颇难说清的“月自写影”的疑问,使诗歌的内涵大为丰富。诗人的兴致并不停留于此,又将思维的空间扩大到从月到人、到影,并推向溪水,再掀起“天月、水月”之辨,使全诗波澜起伏,矢矫腾挪,层次丰富,显示了杨万里诗歌翻空出奇,善于活透的基本特征。
杨万里的诗歌素以新奇幽默,活脱诙谐著称,强调自出新意,反对因袭。主张“作家各自一风流”,该诗颇能体现此点。杨万里该诗,决不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反之倒是“面目全新”。如诗中“仰头月在天”,“为一定为二”,“ 为复水是天”等口语般的句子在其他人的诗中是难于见到的,而这一切浅近如人意之语细加玩味又无不出人意外。此外,该诗粗略分析可分三个层次,但若细分则每两句又各为一小层次。两句一层,一层一转,一转一境,境境各异,看似断续,实则峰断云连。把各层串联起来的就是该篇的灵魂“玩月”,一切都随玩月而展开、生发,体现了该诗看似散缓,实则珠联的特点。而这联珠之线就是诗人热爱生活的浓厚情致,亦就是“玩月”的思想根源。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讽刺当时的一些官员,只顾着自己享乐,而不管百姓死活,就如同故事中的这个庸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