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三家诗义同。关于“受祖”的意思,唐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清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而宋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其《诗序辨说》又谓“《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既斥《毛序》所说为“梦呓”,又不满《诗集传》“语殊泛泛”,认为“此盖祭祀受福而言也”,“上篇(指《大雅·棫朴》)言作人(《大雅·棫朴》第四章有“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于祭祀见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见其极盛”。而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将此诗视为一首“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
此诗全篇共六章,每章四句,以“岂弟君子”一句作为贯穿全篇的气脉。首章前两句以旱山山脚茂密的榛树楛树起兴,也带有比意。毛传解曰:“言阴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郑玄笺云:“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雨之润泽也。喻周邦之民独丰乐者,被其君德教。”他们从君与民两方面申说,讲得都很透辟。后两句“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如郑玄笺所说,意为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前事之因适为后事之果,语有深意。
第二章起开始触及“祭祖受福”的主题。“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两句,玉之白与酒之黄,互相映衬,色彩明丽,由文字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佳,因此姚际恒评之为“华语”(《诗经通论》)。
第三章从祭祀现场宕出一笔,忽然写起了飞鸢与跃鱼,章法结构显得摇曳多姿。“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表层语义极其明晰,但深层语义则不易索解。郑玄笺云:“(鸢)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但在注《礼记·中庸》所引这两句诗时,他竟又说:“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讥之为“随文解释”。而王氏书中认可的代表《鲁诗》说的汉王符《潜夫论·德化》则解释为:“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罔不欢忻悦豫,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释下面的“遐不作人”之“人”为“仁”)因为既然王氏认为《大雅·棫朴》“遐不作人”一句中的“作人”是“作养人材”的意思,那么此诗中的“遐不作人”句自然说的也是培养人才之事,不当另释“人”为“仁”。“鸢飞戾天,鱼跃在渊”,实际上说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下面两句接下去写“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也就是说和乐平易的君主不会不培养新人让他们发扬光大祖辈的德业。
第四章在第三章宕出一笔后收回,继续写祭祀的现场,“清酒既载”与第二章的“黄流在中”断而复接,决不是寻常闲笔。这儿写的是祭祀时的“缩酒”仪式,即斟酒于圭瓒,铺白茅于神位前,浇酒于茅上,酒渗入茅中,如神饮之。接下去的“騂牡既备”一句,写祭祀时宰杀作牺牲的牡牛献飨神灵。有牛的祭祀称“太牢”,只有猪、羊的祭祀称“少牢”,以太牢作祭,礼仪很隆重。
第五章接写燔柴祭天之礼,人们将柞树棫树枝条砍下堆在祭台上作柴火,将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缕缕烟气升腾天空,象征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将世人对神灵虔诚的崇敬之意、祈求之愿上达。对于这样的君民,昊天上帝与祖宗先王在天之灵自然会有“所劳矣”,自然会赐以“景福”。
于是最后一章,在第一章、第三章之后三用比兴,以生长茂密的葛藤在树枝树干上蔓延不绝比喻上天将永久地赐福给周邦之君民。葛藟之“莫莫”与榛楛之“济济”,一尾一首两用叠字词,也有呼应之妙。最后一句“求福不回”,一般有两解:或解作求福“不违背先祖之道”(郑玄笺),或解作“求福不以邪道”(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分》所引此诗)。
此诗通篇弥漫着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这和祭祀的庄严仪式是相匹配的。从自然风物描写来看,既有“榛楛济济”,也有“莫莫葛藟”,一派风光。从祭祀场面来看,既有玉瓒黄流,又有清酒骍牡,色彩斑斓。从诗人内心来看,既有“福禄攸降”的良好祝愿,又有“遐不作人”的强烈期盼。诗章虽短,但内涵颇丰。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此诗的前半写舟行洪中的惊险,后半纵谈人生的哲理。
前半一大段开头四句写长洪为乱石所阻激,陡起猛落,急湍跳荡。舟行其间,就像投掷梭子一样,就连经常驾船的熟练水手,也会大声叫唤,甚至水边的野鸭,也都惊飞起来。一线急流,和乱石互相磋磨,发出撞击的声响。后四句连用妙喻,形容这水波有如狡兔的疾走,鹰隼的猛落,如骏马奔下千丈的险坡,这轻舟如断弦离柱,如飞箭脱手,如飞电之过隙,如荷叶上跳跃的水珠,光怪离奇,势难控制。前两句写水波的猛势,后两句写船在波涛上动荡的情景,有声有势,渲染入神。接着以“四山眩转”等四句写船上乘客此时的感受:人们处于轻舟之中,仿佛四面的山峰都在旋转;急风掠过耳边,使人心动神驰。所见的是流沫飞逝,百漩千涡。在这奇险当中,虽说精神为之一快,却料想不到凭着秋水之涨,江水竟然有如此的威力。“崄中”两句,总结形容水势的前文,转而开展纵谈哲理的后半,是承上启下之笔。
后半篇大段,专谈哲理。“我生”以下六句,是由序文中所说人生会晤无常所引起的感慨。首两句是说:人生在世,生命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流逝的,好比逝水一样,在不舍昼夜地流逝着。但人的意念,却可以任意驰骋,能不为空间时间所限制,一转念的瞬息之间,就可以越过辽远的新罗。“一念逾新罗”是化用佛家语:“新罗在海外,一念已逾。”(见《传灯录》卷二三),又发挥了庄子“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的思想(《庄子·在宥》),表明生命虽然会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聊乘化以归尽”(《归去来辞》),任听自然去支配;意志倒是可以由人们自己掌握,不为造物所主宰。“纷纷争夺”两句感叹说:人们在世间,不少人只知道争权夺利,好似处在醉梦里一般。然而世事沧桑,变化极快。谁能相信洛阳宫门前的铜驼,竟会埋没在荆棘里面呢?这种世事变化的反复,看起来比洪水的奔流还要快些,可谁又能理解呢?后两句“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是说觉悟过来,俯仰之间,便像已经越过了千种劫波,就是说失去了许多光阴。千劫,意即很长时间;“劫”是梵文佛家语“劫波”的省称。再回头看看流水,则依然盘曲如故。就以百步洪而言,也还是安闲自得的。以上六句是作者对生命、意念和世事的看法,杂揉了佛家道家的思想。
“君看”以下四句:是就行舟洪中的人说的。先说,古人在这百步洪里,也留下了不少遗迹,但是其人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岸边的苍石上,还留有蜂巢一般的篙眼。然后说,但如能此心无所住著,自己的思想能够旷达,即便自然界运行得再快,也与他无妨。“住”,即住著,是佛家语,“僵化”的意思。《金刚经》里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活,诗中采用了这种说法,以示人要自求解脱,不被外物所拘牵。结尾两句:“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总束前文,悠然而止,表明关于人生的哲理,前面已经说了个梗概,至此,各人都该离船上马转向归途了;再多说多辩,参寥禅师是会呵责人们的。诗的这一大段,总起来讲,是解说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人应超脱旷达,不为外物所奴役的道理。诗的结尾,非常幽默,足以显示诗人笔之所至、无所不适的超迈风格。
综观全诗,前半写景,有滩陡涡旋,一波三折之势;后半谈哲理,极飘逸超脱、不为事物限制之妙。苏轼诗风格上的一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在这首诗中写洪波湍急,在四句中连用七种比喻,各极其态,各逞其妍,笔墨淋漓恣肆,蔚为壮观,千古罕见。谈哲理部分,参入佛家思想,运以庄子文笔,启示人们应掌握自己的意念,力求超越时空的局限,以开脱胸襟求得自由。虽混杂了一些佛、道的消极因素,但从述真、乐观,不受环境支配这些方面来说,又具有积极的一面。此诗的艺术性是高超的,所谓行气如虹,行神如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可以作为此诗艺术手法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