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着意突出梅花之品节,而不是突出其形之美。梅花不慕盛春之荣华,不畏霜雪,也不步他花之后尘,独自在冰天雪地之中傲然开放。
诗歌为突出梅的高尚品节,从三层意义上进行对比描写:
一是开放于“竹梢深处”,荒林、苔藓之类更烘托出梅之清高风格;
二是与南雪相比,与桃杏众花相比,南雪易于消融,而梅花却不易凋谢,梅花也不像桃杏众花那样,轻易委身于东风;
三是以其生长环境之恶劣、冷寞烘托其品节,即使在野桥边、寒谷中,它也能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此诗托物寓志,借梅花抒发自己真实情感。在张道洽的所有梅花诗中,确为上乘之作。
这首诗评价和赞扬了前人的多种碑帖,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称颂孙莘老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写怍方法上,主要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并在叙述和议论中尽可能运用一些比喻,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形象。
诗的前八句赞扬王羲之、颜真卿、徐家父子、李斯、李阳冰等书法大家的碑帖。据吴兴的史料记载,墨妙亭中收藏的碑目不下几十种。这里只是举比较突出的,也是诗人比较喜欢的几种作例子。一、二句说,王羲之用茧纸书写的《兰亭序》的真本,已为唐太宗殉葬,被埋进昭陵了,但他遗留下来的墨述还是像“龙跳天门”一样,笔力造劲矫健。三、四句说,颜鲁公的书法学古不泥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他写出来的字有如秋鹰一样,笔力瘦劲。《书苑菁华》中说:“凡书通则变,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颜真卿等,皆得法后自变其体,若执法不变,号为奴书。”颜书不为古法所限,敢于突破唐初的墨守成规,”创新的风格,苏轼对这一点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苏轼早年学二王,晚年学颜真卿。他对王羲之、颜真卿是很佩服的。这两句诗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五、六句赞扬徐浩父子,认为他们的字锋棱藏在笔画中,有很强的力度感。七八句说,李斯的《峄山碑》虽然原碑焚毁了,但还有后人传划刻的,规范还在;他的笔法还破千年以后的李阳冰继承下来。从以上二列举的几种碑帖看,诗人显然认为,中国的书法,是有继承有发展的。
“杜陵评书瘦硬”以下四句,诗人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句。诗人不赞同杜甫的这个见解。他说:这个观点不公允,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别人的书法。高个、矮个,胖的、瘦的,各有各的神态,就像体态丰腴的杨玉环和苗条瘦弱的赵飞燕一样,各有各的风姿,谁也不敢说她俩哪个长得不漂亮。在这里,诗人明确主张:书法艺术的风格应该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
“吴兴太守真好古”以下八句,赞扬孙莘老建造墨妙亭一举。诗人写道:这位吴兴太守是个真正喜欢古人墨迹的人;他把那些残缺不全的碑都买下或摹写证缣缯上。亭中摆放着刻作龟形的碑座,墙上挂着的字迹,像古代传说中的螭一样奇形怪状;空斋中白天都显得非常寂静,只能听到敲打石碑时发出“登登”的响声。这些雄奇的墨迹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亲朋好友之间都夸奖王莘老做了一件好事。他给我写信要求我作一旨诗,并且要我书写好。为此,我才用粟尾笔把它书写往剡溪纸上。这两句点题。
最后四句以慨叹作结。诗人引王羲之的话说:“后世之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以前的人一样;人生百岁,如风前之灯,转眼会成为过去。将来人们回忆起我们今天为墨妙亭题诗作书一事,就会像当年刘禹锡登洛中寺北楼回忆秘书监贺知章一样,对他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恨不能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以便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这些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本词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歌女,其活泼姿态表现得十分生动有趣。词的上片三句似电影中三个画面。首句“争挽桐花两鬓垂”,点出她们的年龄和活泼。古代孩童不束发,两鬓下垂,可见是一些小小女孩儿。她们在树下争着闹着,将桐花摘下来,插到自己的鬓发上。次句“小妆弄影照清池”,写年龄虽幼小,已经很爱美了。她们插好花稍稍打扮后,纷纷跑到清池边,欣赏自己美丽的倩影。一个“弄”字,活现出装模作样、顾影自怜的可爱相。她们不仅爱美,还十分顽皮淘气。上结“出帘踏袜趁蜂儿”是多么有趣的一笔。她们为了追逐一只小小的蜜蜂儿,只打着袜脚,来不及穿鞋,就掀开帘子蹦跳出去了。以上写她们平时是爱美、爱玩的天真无邪小小孩子。上片没有写明她们的身份,但从下片可看到这是一群被送到坊曲(唐宋时的妓院)强使学艺的小女孩儿。
过片两句“跳脱添金双腕重,琵琶拨尽四弦悲”,写她们一本正经练艺时的情况:此时坊曲主人给她们戴上饰物。那用金子镶嵌的手镯带在两只手腕上感到沉重。这“重”字语义双关,既是手上沉重,也是心中沉重。琵琶弹尽一曲声调悲哀。“悲”字也是双关,既是曲调之悲,也是女孩儿们内心的悲伤。结句“岁寒谁肯剪春衣?”这轻轻一点,实是重重一笔,本词的主旨终于显示出来。岁暮了,春天来临,究竟有谁肯为这群女小孩儿添制春衣呢?意思是,根本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她们的生活。
本词为四十二字的小令,在美成的笔下,显得十分出色。写法上很有特点,一是全词多用对比:上片女孩儿们的活泼笑闹和下片受管束、内心悲凉形成对比。二是下片中“跳脱添金双腕重”,坊曲主人为她们外表打扮、装装门面,和结句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她们生活冷暖形成对比。三是上片起句女孩们争着采桐花打扮自己,非常愉快和过片被动戴上手镯感到沉重不自在形成对比。通过种种对比,以层层加深的笔法以突出主旨。词的上片三句从不同角度大力渲染女孩们的活泼娇憨和自由欢乐。过片写出她们的沉重,接着又写出她们的悲哀,最后点出根本无人真心照顾她们。这样前面种种的可爱处更引起读者的爱怜。其三,下片的写法,特别符合《浣溪沙》这词调格律的要求。按《浣溪沙》作法,上下片各七字三句。分两句一组,一句一组。这一句一组是很重要的,要用力才能收住,本词的结句“夜寒谁肯剪春衣”,正是全词的重心所在。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