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写这首词颇费了一番心力。上片前三韵描绘美好艳丽的春色，为宴饮铺设美好的背景。至第四韵始，以乐声拉开宴饮的序幕，作为下片正面描写宴饮的过渡。这里写乐声，词人以晴空的震雷与云中的仙乐为喻，所游之地也以蓬莱仙境代指，目的只在于突出宴饮的不凡。
下片正面写宴饮，不仅“集旟”、‘下车”、“春台”均系出自古代文献中的词语，词人更连续用典。“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前者写与宴人之众之贵，后者写表演者之多之美；“好雍容、东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前者写宴饮的气派，可与东晋谢安媲美；后者写宴饮的热烈，盖过了东汉孔融。几个典故又全以对偶句出之，极尽铺排之力。而词人自己不过是盛宴中的一个“追陪”的角色，还以“凤池归去，那更重来”一语，表示盛宴难逢的欣幸之情。
词人如此费尽心力地写作，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境地中的应酬，但如此写来，到底显得俗气，即下片语言，也有些生硬板滞，缺少流畅清明之美。
这首词值得一读之处只在上片前三韵景语。无论是所绘之景还是所用之语，都能给人以美的感受。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