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得到皇帝宠爱的宫女的得意和欢乐情状。“花枝”喻写灿烂的春光,“凤管”喻指欢乐的歌舞。这两句叙事的角度为班婕妤自己。首句写出班婕妤所见:又一个美人出现在建章宫里。这在她心里,自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次句写班婕妤所闻:赵飞燕所居的昭阳宫里,彻夜凤箫之声不歇。两句都是客观地平平叙出,实际上融入了班婕妤无尽的失意和孤独,新人的蒙宠和她的被弃损也在暗中作了强烈的对比。
后两句是模拟班婕妤的口气对皇帝宠爱宫女的质问。“双娥几许长”意即打扮得如何美丽?这是对“承恩者”乔装巧扮的讽刺。这两句问得很冷峻,同时又可以看出,所谓婕妤之“怨”并不在夺宠的宫女身上,而在喜新厌旧的汉成帝。在结构上不但突出异军,而且挖掘主题深意,见出诗人见识的高超。倘若班婕妤只是怨君王不来陪伴,或只是怨赵飞燕妖冶惑主,则仅为女人的拈酸吃醋,境界就要大相径庭了。
诗人借抒发失宠宫女的怨愤来抒发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是“言近旨远”之作。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夏云形状奇特,变幻不常。“夏云多奇峰”,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但这首诗的作者似乎对悠闲作态的夏云颇为憎厌,这是因为作者的心境本来就并不悠闲,用意又另有所属的缘故。
首句撇开夏云的各种具体形象,用“千形万象”四字一笔带过,紧接着下了“竟还空”这几个感情份量很重的词语。原来,诗人是怀着久旱盼甘霖的焦急心情注视着风云变幻。对他说来,夏云的千姿百态并没有实际意义,当然也就想不到要加以描写。对事物关心的角度不同,描写的方式也自然有别。这一句对夏云的描写尽管抽象,却完全符合诗人此时的感情。它写出一个过程:云不断幻化出各种形象,诗人也不断重复着盼望、失望,最后,云彩随风飘散,化为乌有,诗人的希望也终于完全落空。“竟还空”三字,既含有事与愿违的深深失望,也含有感到被作弄之后的一腔怨愤。
次句写“竟还空”后出现的情形。云彩虽变幻以至消失,但切盼甘霖者仍在寻觅它的踪影。它仿佛故意与人们捉迷藏:到处寻觅不见,蓦然低头,却发现它的倒影映入水中;猛然抬头,则又见它原来就隐藏在山后。又好像故意在你面前玩戏法:忽而轻云片片,忽而重重叠叠。这就进一步写出了云的容与悠闲之状,怡然自得之情,写出了它的故作姿态。而经历过失望、体验过被作弄的滋味的诗人,面对弄姿自媚的云,究竟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第三句是全诗的背景,按自然顺序,似应放在首句。诗人把它安排在这里,一方面是使这首篇幅很狭的小诗也有悬念,有波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它在感情发展的关节点上出现,以便与第四句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取得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第三句明显地蕴含着满腔的焦虑、怨愤,提得很高,出语很重,第四句放下去时却很轻,表面上几乎不带感情。一边是大片旱苗行将枯死,亟盼甘霖,一边却是高高在上,悠闲容与,化作奇峰在自我欣赏。正是在跌宕有致的对比描写中,诗人给云的形象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把憎厌如此夏云的感情推向了高潮。
一首不以描摹刻画为能事、有所托寓的咏物诗,总是能以它的生动形象启发人们去联想,去思索。这首诗,看来并不单纯是抒写久旱盼雨、憎厌旱云的感情。诗中“云”的形象,既具有自然界中夏云的特点,又概括了社会生活中某一类人的特征。那千变万化,似乎给人们以洒降甘霖希望的云,其实根本就无心解救干枯的旱苗。当人们焦急地盼它降雨时,它却“悠悠闲处作奇峰”。不言而喻,这正是旧时代那些看来可以“解民倒悬”,实际上“不问苍生”的权势者的尊容。它的概括性是很高的,时至今日,诗里所描绘的人格化了的“云”是依然能给人留下印象的。
古代诗歌中咏云的名句很多,但用劳动者的眼光、感情来观察、描绘云的,却几乎没有。来鹄这位不大出名的诗人的这一首《云》,也许算得上最富人民性的咏云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