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程垓词的代表作之一。在宋金元词苑中，该词牌仅此一篇，程垓的词虽传诵正文，又曾选入《花草粹编》，但因其是一种“僻调”，形式奥妙，写作难度大，不易效仿，所以后人继承这种词风的很少。
上片写离情之苦，侧重抒写离别时欲留不得、欲去不舍的矛盾痛苦的心情。起调“月挂霜林寒欲坠”，是这首词仅有的一句景语，创造了一种将明未明、寒气袭人的环境气氛。这本来应是梦乡甜蜜的时刻。可是，这里却正是门外催人启程的时候。“奈离别如今真个是”乃“奈如今真个是离别”的倒装语，意思是对这种即将离别的现实真是无可奈何。这种倒装，既符合词律的要求，又显得新颖脱俗，突出强调了对离别的无可奈何。这种无何奈何、无计可施的心情，通过下边两句更得以深刻表现：“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两句感情炽热，缠绵悱恻，均直笔抒写，略无掩饰。想不去却找不到留下来的借口；还未去先想着重来，又想不出重来的办法。铁定地要分别了，又很难再见，当此时怎不黯然神伤，两句写尽天下离人情怀。
下片写别后相思之深。这层感情，词人用“离魂”、“憔悴”作过一般表达之后，接着用折梅频寄加以深化。“问江路”三句，化用南朝民歌“折梅寄江北”和陆凯寄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诗意，而表情达意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歇拍二句，以“春到”、“人到”复沓盘桓，又叠用“须频寄”，超神入化，写尽双方感情之深，两地相思之苦。
这首词中，写景色的语言不多，较多地叙述离别的感情，语言朴实，不事夸张，却能于娓娓叙述之中，表达出缠绵悱恻的感情，自具一种感人的力量。这样的艺术效果，与词人所使用的词调的特殊形式、特殊笔法密切相关。其一，此词上下片同格，在总体上形成一种回环复沓的格调；上片的结拍与下片的歇拍皆用叠韵，且句法结构相同，于是在上下片中又各自形成了回环复沓的格调。这样，回环之中有回环，复沓之中又复沓，反复歌咏，自有一种回环往复音韵天成的韵致。其二，词中多逗。全词十句六逗，而且全是三字逗，音节短促，极造成哽哽咽咽如泣如诉的情调。其三，词中还多用“也”字以舒缓语气。全词十句之中，有五句用语气词“也”，再配上多逗的特点，从而形成曼声低语长吁短叹的语气。词中的虚字向称难用，既不可不用，又不可多用，同一首词中，虚字用至二、三处，已是不好，故为词家所忌。而这首词中，仅“也”字就多达五处，其他如“正”、“奈”、“个”等，也属词中虚字，但读起来却并不觉其多，反觉姿态生动，抑郁婉转，韵圆气足。其关键在于，凡虚处皆有感情实之，故虚中有实，不觉其虚。凡此种种形式，皆是由“酷相思”这种特定内容所决定的，内容和形式在程垓的这首词中做到了相当完美的统一。所以全词句句本色，而其感情力量却不是专事矫柔造作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在眼前展现一片秋景萧条，客子秋心寥落。台城在金陵，金陵乃六朝旧都，自隋唐以来，文人至此者，每易引起盛衰兴废之感。如唐末诗人韦庄就感到“六朝如梦”（《台城》）。而现在的台城更是草黄叶枯，“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更使人有满目萧然之感。“又”字起递进连接作用。殊乡作客，已经够使人惆怅了，更何况又遇上晚秋时节，“众芳芜秽”，殊乡客子更难以禁受了。词意递进一层。起首造境便为全篇意蕴定下基调。
“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秋时闻裁剪”。晚秋之夜，本已渐凉，加上秋雨，顿觉寒生了。更何况词人情绪低落，更觉周围寒意更深，深秋妇女已在“寒衣处处催刀尺”，（杜甫《秋兴》）开始缝制寒衣，准备过冬了。以上是从客观事物层层渲染，使前面所描摹的秋色显得更浓了。从“云窗静掩”起，就词人主观方面进行勾勒。“静掩”，没有什么人来往，烘托出一种幽静的孤寂感。这种主观感受又是词人所处客观环境在心理上的反映。
“叹重拂罗裀，顿疏花蕈”。词中天气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韩偓《已凉》）撤去竹席，换上垫褥是必然的，而且年年如此。“叹”，就是词人惊秋心情的流露，感慨时光流驶，节候变迁，所以撤去“花蕈”用“顿疏”，换上“罗裀”用“重拂”，都透露了词人对光阴迅速的敏感，对自己老大无成的叹息，用辞十分精细。
“尚有綀囊，露萤清夜照书卷。”虽然时已晚秋，夏天的生活用品用不上了，但綀囊却还留着，露萤照我读书。这里用车胤囊萤典故。说的是他虽有他乡作客、宦海浮沉之叹，但他志在诗书，不汲汲于富贵，不想“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修身洁行，志趣高尚，书生本色，不负初衷。此乃借古人之高境界以表示自己的高境界。这上片歇拍两句没有将惊秋发展为悲秋，而是荡开一笔，使词意转向高雅旷达，这是一个关键处。
下片转到对故人和往事的追忆。“荆江留滞最久”，周邦彦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出任庐州（合肥）教授至调任溧水之前约有七八年时间，他曾留滞荆州。据王国维推断，他在荆江“亦当任教授等职”（《清真先生遗事》），年方三十多岁，他这时在金陵，怀念荆江故旧，但却从对方怀念自己着笔。如果只写自己怀念荆江故旧，则荆江故旧是否怀念词人不得而知。而推想荆江故旧怀念自己，则自己对荆江故旧的怀念便可不言而喻了。言简而意明，笔法巧妙。
“渭水西风，长安叶乱，空忆诗情宛转。”这是化用贾岛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此时，词人想到汴京也正当西风落叶的晚秋，追忆从前这时候二三好友，风华正茂，以文会友，吟诗唱和，诗情宛转，其乐何极、至今回首，乃如电光火石，幻梦浮云，徒增感慨。“凭高眺远”一句从词意看本应放在“渭水西风”之前。“渭水西风”三句正是凭高眺远所见到的想象中景象。而就格律看，只能置于此处，作为补笔，收束上文，以舒积愫。可是关山迢递，可望而不可即，情怀郁郁，惟有借酒消愁，举杯一醉。
“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这是一种不为世用，放诞不羁的行为，词人的意思是说，他也要像毕茂世那样，一手持海螯，一手持酒杯，直到醉倒山翁。
“醉倒山翁”中，周邦彦以山简自喻，也可看出他当时心态。“但愁斜照敛”，忽作转折，似与上文不相连贯，实则一意承转，他正欲饮玉液，持蟹螯，如山翁之醉倒以求解脱愁思，然而不行，当淡淡的落日余晖洒在“绿芜凋尽”的台城道上时，一片衰草斜阳，暮秋古道的苍茫景色，摇撼着他的心弦。这首词中词人将迟暮之悲、羁旅之愁与故人之情融成一片。其可贵处，在于其实这珍惜寸阴之意味。乃清真词中高格调之作。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