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祖席离歌》是宋代词人晏殊的作品，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咏别情。上片写饯行的情景，开始写送别场面，然后分别从居者、行者两方面写离情，一方面表现居者依依难舍，另一方面叙写行人不忍离去；下片单从居者方面写对行者的思念，因行者从水路乘船走，所以仍紧扣水波写。全词融情于景，情境如画，勾勒出一幅春江送别图，语言含蓄婉转、平易而意旨深曲。
此词起二语，写在饯行的酒席上别情依依。“离歌”与“别宴”同属一事，而“别宴”又与“祖席”意同。此处不避重复，是为了强调送别的场面。“香尘”句，写刚分手时的情景：落花满地，尘土也带有芬芳的气息，已隔着漠漠的香尘，彼此还一再含情回顾。“回面”，虽未点明是“居人”还是“行人”，但可以想见双方都缱绻缠绵，不忍别去。四、五句从送者与行者分别写来，两相对照，令人尤难解颐。尽管频频回望对方，总有不能再看到的时候。一个小树林，隔断了人的视线，那马儿也象了解“居人”的心意，仰首长嘶，而“行人”已乘船渐行渐远，终于随着江流的曲折而隐没不见了。马嘶、棹转，从侧面衬托出别情之深。
过片两句，写“居人”登上画阁，不禁黯然魂消，凭倚高楼，独自含愁极望，惟见江波映照着落日余辉，伸展向遥远的天边，徒令人增添别恨而已。居人登楼，只是惘惘离怀，有所不甘，并不必为了继续目送行舟。词语不粘不脱，有悠然远意。
时间上，下片与上片亦不一定紧密衔接，登楼极目，只是别后的情事，遥念行人，无时能已。句中“只送”二字，怨极恨极而又无可奈何，语言平易而意旨深曲。收二句“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写别后的思量，自上句“平波远”三字化出。抒情主人公放纵自己的想象，让此情随波而去，绕遍天涯。由眼前的渺渺平波，引出无穷无尽的离愁，意境本已深远，再以“天涯地角”补足之，则相思相望之情几趋极致。
此词写饯别相送及别后的怀思，均情景逼真，含蕴无尽。如一幅丹青妙手绘的春江送别图，令读者置身其间，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缱绻深情。
此诗写除夕之夜旅居之感怀。崔涂曾长期流落于湘、蜀一带，此诗为诗人客居四川时所作。此诗抒写诗人避乱流离巴蜀，旅途之中适逢除夕之夜的惨淡心情。全诗核心是一个“悲”字。首联即对，起句点地，次句点人，气象阔大；颔联写除夕客居异地的孤独；颈联写亲眷远离，僮仆成了至亲，再烘托“独”字；尾联点出时逢除夕，更不堪漂泊。全诗流露出浓烈的离愁乡思和对羁旅的厌倦情绪。
“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写离乡的遥远和旅途的艰辛：感叹三巴道路的迢远，感叹与故乡的万里相隔。诗人只身流离万里之外，举目无可亲之人，生活的艰辛，生命的危险，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迢递”“羁危”用字精炼而准确，让人顿感起笔之突兀。同时，“三巴路”“万里身”又显得气象宏大，真可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生动地反映出巴蜀的山川形势。虽是深挚地抒发飘泊天涯的无限情怀，却并不给人以萧瑟的感觉。
“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具体地描绘出了异乡除夜的凄凉。住所外面，是覆盖着残雪的乱山；屋里，孤零零的一支蜡烛陪伴着诗人。“乱山”、“残雪”既是写旅居的环境，也是在烘托诗人除夕之夜的纷乱、凄凉的心清。写山用一“乱”字，展现其杂乱的形态，借以写诗人诸事纷杂的心态；写雪用一“残”字，既扣住了时令，又写出残冬余寒未消，借以表现心境的凄冷。此二字皆诗人匠心运筹、刻意锤炼的笔墨。“孤烛”二字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往年过除夕，合家团聚，虽说生逢乱世，节日清贫，总还是快慰的；如今过除夕，却是独自一人处在异乡，论相伴者，只有无言的蜡烛，而蜡烛又是孤独一支，“孤烛”照孤客，孤客对“孤烛”，物态人情，相互映衬，有力地揭示出诗人孤苦的心境。此句与马戴的《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一句，可谓是异曲同工，同样扣人心弦，读来令人心碎。
“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真切地写出了久别家乡之人常有的亲疏情感。文字虽直朴，道情却非常细腻曲折。在家时，有骨肉相伴，自然感觉不到僮仆的可亲之处；如今飘泊在外，远离了亲人，与骨肉远隔，无法与亲人们一同迎接新年，故而对于身边朝夕相处的僮仆才倍感亲近，同时也为除夕增添了一些欢乐。对僮仆感情的转变，固然是好事，但这也暗中陈述诗人当时处境的寂寞孤独和生活的拮据困窘。诗人用笔巧妙，明写“情亲”之乐，暗道羁旅之苦，于无字之处发出一片浩叹。此联语言质朴，感情细腻，与第二联互相映衬，真挚感人。
“那堪正飘泊，明日岁华新”，归结本题意旨，言不堪在这飘泊的生涯里过此除夕，想到明日又增一岁不禁愁苦万分。所以，诗人寄希望于新年，祈祷不再漂泊流离，显得顺理成章，真切自然。这种结尾统摄了全篇的情感，把叹羁旅、思故乡、念骨肉、感孤独诸多纷杂的心绪归为“那堪”二字，以强化之，又用“明日岁华新”把这些思绪框定在“除夜”，意境鲜明，结构严谨。句中的“明日”紧扣题中的“除夜”二字，于篇末点题，强烈地表达了诗人不堪忍受的异乡飘泊，希望早日结束羁旅生涯的愿望。离愁乡思，发泄无余。
全诗语言朴素，铅华皆无，于平实之处涌动真情，意境苍凉，语言工丽，感情真挚，刻画细腻，情韵幽绝，感人至深。“乱山”一联堪称佳句，令人回味无穷。
崔《除夜有感》：“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那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读之如凉雨凄风飒然而至，此所谓真诗，正不得以晚唐概薄之。按崔此诗尚胜戴叔伦作。戴之“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已自惨然，此尤觉刻肌砭骨。崔长短律皆以一气斡旋，有若口谈，真得张水部之深者。如“并闻寒雨多因夜，不得乡书又到秋”、“正逢摇落仍须别，不待登临已合悲”，皆本色语佳者。至《春夕》一篇，又不待言。
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求救信。在信中，孔融叙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处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助。信中引经据典，讲说道理，举了燕昭王招贤纳士的例子。把救助朋友与招揽贤才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文感情真挚，语言恳切，词意委婉动人，十分感人。
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合终离的。开始，曹操拥戴献帝，定都许昌，邀请名流，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孔融以为曹操可以辅佐皇帝，振兴汉室。他在此期间，对曹操寄予希望，有所赞扬，并常常推荐人才。后来，曹操专权之势严重，代汉之心明显，这自然使儒家正统人物孔融不能容忍。他原本对曹操存有戒心，任北海相时就觉得曹操“终图汉室”，所以“不欲与同”（《后汉书·孔融传》）。于是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常用嘲弄讥讽之辞，指责他规定禁酒、抑制豪强、滥杀无辜等。对此，曹操无法长期容忍，就在北方大局已定之后，虚构罪状，杀害了孔融。
文章第一段抒发感情，打动对方。作者是为盛孝章事而向曹操求援的，不过，他在开头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感叹岁月流逝不止，叙述彼此年有半百，以此缩短距离，密切关系。他又感伤知交零落，表示世上朋友难得，进而提出当时“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使曹操认识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视朋友尚存的机会。这样的铺垫显得自然亲切，有助于双方消除隔阂，沟通感情，也有助于文章叙说事理，达到目的。随后，作者叙述了盛孝章的艰危处境，说他被困在江东，受制于孙权，妻丧子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并强调如果“忧能伤人”，那么盛孝章就不能达到较长年寿。所言不仅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悲惨境遇，显出救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点明忧伤危害朋友的身心健康，自然形成动人的感情力量。这就使曹操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不得不考虑救助之事。
第二段论述道理，说服对方。文章谈论交友之道，引经据典，阐明大义。它先指出：“《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这里借用桓公之事，说明曹操应该迅速营救盛孝章，。果他置之不理，就要像桓公不能救邢那样，自感羞耻。接着文章点明盛孝章具备才能，很有名望，堪称“丈夫之雄”，尤其是天下善于谈说议论的人，都要依靠盛孝章来宣扬自己的名气。所言既强调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非常有用的，又表明曹操要是救助人才就可使自己声名远扬。显然，这对渴望招致贤能、成就大业、发扬声名的曹操来说，是正合心意的。在称赞盛孝章的同时，文章再次提到他处境的岌岌可危，“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这是以形象而对偶的语句突出事态的严重性和救人的迫切性，希望曹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然后，文章郑重指出假使曹操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使像盛孝章这样的人物身处逆境，生命垂危而无人营救，那么“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所言涉及孔子和朱穆有关交友之道的言论。孔子曾教导学生应该善于择友，同正直的、诚实的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阿谀奉承的、两面三刀的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朱穆因感叹东汉世风浇薄，不讲友道，就写下《绝交论》以示讽刺。作者提到他们的交友之言，就是要曹操通过救助盛孝章的实际行动来发扬友道。尽管字里行间不无逼迫之意，但是言而有据，论之成理，深刻认识到援救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救则是违背大义的。这是从当时曹操想大有作为又掌握政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对此，曹操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在详论交友之道的基础上，文章自然写出作者的建议，恳请曹操“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孝章可致，友道可弘”。这里文笔轻松，显出意义极其重大，而办事易如反掌，自然会使曹操产生救援的念头。
第三段展示美景，吸引对方。在前面劝说曹操弘扬友道、解救人才后，文章着重分析为国求贤的问题，进而援引史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明主爱才、群贤毕至的大好局面。它先批评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不良风气，直言有人对盛孝章的非议纯属诽谤，别有用心，以此防止曹操可能听信流言，产生误会。它又再次提到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确实是当今名士贤才，任何诽谤都无损于他的人品与才能，这就使曹操出面救援的想法更加坚定。文章随后强调曹操面临国家即将灭亡之际，正在从事“匡复汉室”的大业。“正之之术，实须得贤”。要使社稷得以维系和生存，首先就要吸收大量的贤能之士，让他们能够发挥才能，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治理国家。当务之急就是救助盛孝章，只有这样，才能招致贤才。在治国需要贤能帮助、曹操应该救援人才的说理过程中，作者泼墨如云，多用比喻，联系史实，展开论证，充分表现了人才会集、事业兴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书信谈到古代国君重金买骨和燕昭王尊敬郭隗的事情，文章指出古代国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言下之意是即使盛孝章不是杰出人物，但是招致他来，可以获得好士的美名，并使更加优秀的人才纷纷来归。文章又指出“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所言认为只要像燕昭王修筑宫台、尊敬郭隗那样，怀有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天下贤者就必将心悦诚服，接踵而至，献策出力。文章进一步强调历史上由于燕昭王真心求贤，“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而现实中如果能重视、帮助和录用人才，也就会重现过去这种人才共同为国效力的鼎盛景象。作者有意描述这样的景象就是要吸引曹操，让他明确营救一个盛孝章是大有好处的。会使众多的贤能前来效力，这是天赐良机，应该及时把握，不能失之交臂。这样的景象确实也是曹操非常向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把救援想法付诸行动的。在正面论述好士所得到的切实利益后，作者笔锋一转，折入反面推理。“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形象的论述和自然的用典充分说明了不救助人才的严重后果，也对曹操的救援行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结语言简意赅，表明所述之事是曹操所熟悉的，而叙述的原因则是“欲公崇笃斯义”，希望曹操能重视交友求贤之义。
这篇文章充满感情，富有气势，而且论证有力，用事贴切，比喻形象，对照鲜明，骈散相间，行文变化自如，语言丰富精美。它取材广泛，要点突出，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才的爱惜。文中提到《春秋传》的记载、孔子与朱穆的言论、古代国君和燕昭王的事例等，或引用，或证明，或深化观点，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这样广征博引，就使文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也使所揭示的交友求贤道理建立在典籍和史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表现的自然信服。孔融的文章很能代表建安前期的特点，胆大气盛，放言无忌，才气横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才略》），文章“气扬采飞”（《章表》）。
此诗旨在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辩护申冤，并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 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卢世傕认为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诗歌本身也是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传世杰作。李白同辈排行第十二，所以称“李十二白”。
此诗分三大段，一个结尾。第一段从“昔年有狂客”到“青云满后尘”，追述李白于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和742年（天宝元年）两入长安的经历，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前六句记叙李白初游长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其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书中还记载，贺知章读李白的《乌栖曲》后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诗人根据这些史实，赞扬李白妙笔生花，连风雨也为之感到惊叹，连鬼神也为之感动哭泣。李白经贺知章的宣扬，于是名震京师。汨没：埋没。三十年来默默无闻，此后就名满天下了。此诗一开头就显得笔锋突兀，气势不凡。非“狂客之誉”，无以彰“谪仙”之名。而“谪仙”这一美誉出自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贺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李白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恰如演员登台亮相，光彩照人，赢得满堂喝彩。“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两句历来被人们看成是描写李白的佳句。诗人以高度夸张的手法，盛赞了李白诗歌强大的艺术魅力。落笔能惊动狂风暴雨，说明李白的诗歌气势磅礴；诗成能使鬼神哭泣，说明李白的诗歌感人肺腑。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赞美了李白的旷世才华，而“诗仙”李白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一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和钦敬。
后六句叙写李白二游长安事。“文彩”二句是说李白因擅长诗赋被玄宗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必将流传千古。以下四句记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的事。“龙舟”句见唐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见李白《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蔡梦弼《杜诗注》引《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李白常被召入宫中为皇帝草拟文告和乐章，因为身受宠待，一些文士慕名追随左右。这时李白意得志满，盛极一时，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诗人通过对李白两入长安的描写，用极为洗炼的笔触就勾勒出一个风流倜傥、飘逸豪放的诗人形象。
第二段从“乞归优诏许”到“诸生原宪贫”，追叙李白于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后，南北漫游、潦倒落魄的情景，并回忆自己在与李白相识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感情。“乞归”句，这既是对李白的回护，也是对玄宗的隐讳。李白离京，实际上是遭到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而被玄宗放逐的。李白离开长安后于这年夏天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与杜甫一见如故，情同手足。“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是说李白既没有辜负隐幽之志，又能在受宠被重用和遭谗被逐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这仍是那种回护心情的继续。“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指两人相遇后，李白很能理解自己的“野逸”，即放达不羁，自己也很欣赏李白的“天真”即胸怀坦荡。“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处山东兖州。这两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一次跳跃，李白从此开始南北漫游。接着四句，笔锋一转，专写李白怀才不遇。虽才华横溢，但宏图未展；仕途受挫，虽道德高尚却无人理解。虽如东汉文士祢衡一样才智卓群，但却难逃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穷愁潦倒的命运。
这一段，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多层对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诏入京与赐金放还，通过“宠”与“辱”的对比，说明“乞归”出于被迫，暗讽“优诏许”的虚伪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祢衡之俊却难免原宪之贫，诗人通过这一对比控诉了人间的不平。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欢乐气氛，但紧接着写李白的遭遇坎坷、穷愁潦倒，这又形成鲜明对比，原来那不过是苦中作乐。
第三段从“稻粱求未足”到“谁将此义陈”，着重记述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经历，篇幅寄慨最深，为全篇重点。安史之乱起，李白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于公元756年（至德元年）秋隐居庐山。正值永王李璘奉玄宗诏节度江陵，率军东下，路过寻阳。李白心怀“扫胡尘”、“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却不自觉地卷入了肃宗和永王争权夺位的矛盾漩涡之中。次年一月，永王败死。李白入狱，继而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稻粱”二句，是说李白受聘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有人说他得了永王的重赂，纯属诽谤。诗人极力将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冲淡，力图在为李白开脱。李白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冬开始流放，还没到夜郎，于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夏历三月在渝州遇赦，还憩江夏。因取道岳阳，南赴苍梧避祸。苍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其地与五岭接壤。“五岭”二句，因格律关系，将时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祸苍梧，后一句指长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乃帝舜窜三苗之处。
“几年遭鵩鸟”。西汉贾谊谪居长沙，屋中飞来鵩鸟（即鵩鸟），自认为交了恶运，忧郁而死。李白当时作《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贾生才？”自比贾生，诗人因此亦以贾生比之。李白卧病当涂以手稿付李阳冰时，作《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诗中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自比孔子，自伤道穷。“独泣向麒麟”，用的就是这句诗意。
以上六句叙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则是发议论，抒感慨，极力为李白鸣不平。借苏武终于归汉和夏黄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说明李白不会真心附逆。借穆生辞别楚王刘戊的故事，说明李白能够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狱”句，是说李白曾象邹阳那样上书为自己辩护。“已用”二句，是说如果当时因事理难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如今又有谁能够将这些道理去向朝廷陈述呢？一个反问句，把无人仗义执言的感慨表达得深沉幽怒。
而这一段，因为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微妙的皇室矛盾，须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来，诗不贵用事，以防晦涩板滞。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诗人玉屑》）“薏苡”句，是借题发挥。“几年”二句，是以事比人。“苏武”二句，是以人喻事（“元还汉”是正写，“不事秦”是反说）。“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梁狱”句，借前人譬今人。这一连串的用典，准确贴切。所以后人评曰：“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察宽夫诗话》）最后四句是结束语。诗人称赞李白在垂老之年，仍吟咏不辍，祝愿他早日“病起”，为人间多作好诗。劝李白不要抱怨没有得到皇帝的恩泽，表示自己要设法向朝廷探明究竟。这是在无可奈何中的安慰之词，让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此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诗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作。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