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李白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时所作的一首自传体长诗(按此诗作年,王谱、詹谱、王增谱、安谱、郁本、安本作公元759年,黄谱、裴谱作公元760年)。诗人因受永王之败的牵连,被流放至夜郎,中途获上赦宥。此诗是在他被赦免后所作。在这个时候与韦良宰这样一个老朋友相见,李白的感慨当然是很深的。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他已由旧日的御前歌手沦为一个流犯,而对方已由一介平凡的知县成为名镇一方的主座了。其中一个首要缘由就是韦良宰在骚动变乱中作出了与李白不同的选择。面对老友,李白除了叙及他们的交往始末,着意向他诉说了本身的不幸与委屈,还告诉老朋友骚动变乱前自己北上幽州就是为了探察安禄山的虚实。这如同下面诠释入永王幕的缘故一样,也是为了消除老朋友的误会,表明自身在政治态度上的清白。
这是诗人写的最长一首抒情诗,诗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同韦良宰的交往为中心,尽情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慨。其中如“十月到幽州”之句所产生的歧义,作为一个大诗人,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对于此只能作一种解释,这是诗人在事后有意造出的一种恍惚语境。他知道这首诗不只是写给这一个老朋友看的,他是有意向世人明示自己在乱世中的态度与先见之明。
此诗流传最广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两句。其意思是,像那刚出清水的芙蓉花,质朴明媚,毫无雕琢装饰,喻指文学作品要像芙蓉出水那样自然清新。雕饰:指文章雕琢。这两句诗赞美韦太守的文章自然清新,也表示了李白自己对诗歌的见解,主张纯美自然——这是李白推崇追求的文章风格,反对装饰雕琢。李白自己的作品也正是如此,后人经常引用这两句评价李白的作品。
《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
谢公亭位居安徽宣城城北,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在这里送别诗人范云。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谢朓、范云当年离别的地方犹如还在,诗人每次目睹这里的景物都不免生愁。“愁”字内涵很广,诗人思念古人而恨自己不能见到古人,度过每一天却觉得孤独,乃至由谢朓的才华、交游、遭遇,想到诗人自己的受谗遭妒,这些意思都可能蕴含其中。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两句紧承上联“离别”、“生愁”,写谢公亭的风景。由于“离别”,当年诗人欢聚的场面不见了,此地显得天旷山空,谢公亭上唯见一轮孤月,空山寂静,碧水长流。这两句写的是眼前令诗人“生愁”的寂寞。李白把他那种怀古人而不见的怅惘情绪涂抹在景物上,就使得这种寂寞而美好的环境,似乎仍在期待着久已离去的前代诗人,从而能够引起人们对于当年客散之前景况的遐想。这不仅是怀古,同时包含李白自己的生活感受。李白的诗,也经常为他生活中友人散去、盛会难再而深致惋惜,这表现了李白对于人间友情的珍视,并且也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客散”两句似乎已经括尽古今了,但意犹未尽,接着两句“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不再用孤月、空山之类的景物来写“生愁”,而是描绘谢公亭春秋两季佳节良宵的景物。这是用了反衬的手法。池花映着春日自开自落,窗外修竹在静谧的秋夜中窣窣地发出清响,景物虽美,却没有知己为伴欣赏,越见寂寞孤独。这两句看上去似乎只是描写诗人眼前的风光,而由于上联已经交代了“客散”、“山空”,因此,这种秀丽的景色,也表现了诗人言外的寂寞,以及他面对谢公亭风光追思遐想,欲与古人神游的情态。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诗人在缅怀遐想中,似乎依稀看到了古人的风貌,沟通了古今的界限,乃至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这里所谓“一相接”,是由于心往神驰而与古人在精神上的契合,是写在精神上对于谢公旧游的追踪。这是一首缅怀谢朓的诗,但其中却表现了李白的精神性格。他的怀念,表现了他美好的精神追求,高超的志趣情怀。
李白的五律,具有近似于古体的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往往不受声律的约束,在体制上近古;而更主要地则是他的五律绝无初唐的浮艳气息,深情超迈而又自然秀丽。像这首《谢公亭》,从对仗声律上看,与唐代一般律诗并无多大区别,但从精神和情致上看,说它在唐代律诗中带点古意却是不错的。李白有意要矫正初唐律诗讲究词藻着意刻画的弊病,这首《谢公亭》就是信笔写去而不着力的。“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浑括地写出了谢公死后亭边的景象,并没有细致的描绘,但青天、明月、空山、碧水所构成的开阔而又带有寂寞意味的境界,却显得高远。至于诗的后四句,王夫之说得更为精辟:“五六不似怀古,乃以怀古。‘今古一相接’五字,尽古今人道不得。神理、意致、手腕,三绝也。”(《唐诗评选》)因为“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二句,写得悠远飘逸,看似描绘风光,而怀古的情思已包含在其中。“今古一相接”五字,一笔排除了古今在时间上的障碍,雄健无比。尤其是“一相接”三字,言外有谢公死后,别无他人,也就是“古来相接眼中稀”(《金陵城西月下吟》)的意思。这样就使得李白的怀念谢公,与一般人偶尔发一点思古的幽情区别开了,格外显得超远。像这种风神气概,就逼近古诗,而和一般的初唐律诗面貌迥异。
“席帽聊萧,偶经过,信陵祠下。”这里词人以“席帽”特指郁郁不得志的落第身份。“正满目,荒台败叶,东京客舍。”“客”字承上文“偶”字,表明诗人浪迹于此,落拓不遇,目睹信陵君祠,越发感念先贤已往了。遥想当年的信陵君,风姿超妙,声名久远,难怪后代无数失意文人每当追怀这位先贤时,都充满向往之情。而今自己亦落魄江湖,不仅再也遇不到信陵君这样礼贤下士的恩主。信陵君的祠堂业已荒凉萧瑟,尤其叫人感到世事的衰败, 每况愈下,忍不住悲慨。 “九月惊风将落帽,半廊细雨时飘瓦。”上句用孟嘉的典故来映衬自己的孤独。下句写凄风苦雨给自己带来的悲怨。落帽用孟嘉典故。作者隐以孟嘉的文采风流、雅量高致自拟,照应前文之“席帽聊萧”,亦为后文伏笔。这本来是一段无关宏旨的遗文佚事,但在孤独的诗人看来,他们终究还有臣僚相得之乐,而自己却只能引古为友,自然伤感。怀此悲戚,再看那斜风细雨,也仿佛染上了悲凉的色彩了。“桕初红,偏向坏墙边,离披打。”歇片二句勾画出断井残垣的颓景,更衬出了落寞幽寂的心绪。
下片从这满目荒凉的景物中生发感慨,直抒胸臆。“今古事,堪悲诧。身世恨,从牵惹。”这里著一“惹”字颇含怨气。正像王维埋怨杨花:“杨花惹暮春。”李贺埋怨竹木:“古竹老梢惹碧云。”温庭筠埋怨细雨:“九重细雨惹春色。”这首词也埋怨这古今憾事,更埋怨这荒漠景致。那个“惹”字给毫无感知的自然物象点染增色,赋以生机。“倘君而尚在,定怜余也。”假使信陵君在世,假使自己生逢其时,自己一定会为信陵君所荐举,所重用。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假设之词,自负之余又不免生出无限悲哀。一则感叹世无知己,天下昏庸之辈把持朝政;二则悲惋生不逢时,没有施展才干的机遇。唯有自庸之辈把持朝政,唯有自信过甚,才会有这样的自悲。面对着严酷的现实,词人只能用一个假设词。“倘’’字来表示自己的美好愿望以及这愿望根本就不能实现的悲哀。“我讵不如毛薜辈,君宁甘与原尝亚?”词人坚信自己的才能绝不会低于毛薜三人,倘能辅佐信陵君,他不甘居平原君和孟尝君之后。可惜的是这种自负与上文一样。亦毫无现实基础,故只能用一个疑问词“讵”字来表示知遇的难得。虽则难得,但毕竟还是有人得到过这种知遇,于是词人以侯赢为例收结全篇。“叹侯赢,老泪苦无多,如铅泻。”“如铅泻”三字形象地状绘了侯赢为这种礼遇而感激涕零的神态。侯赢老泪如铅,是为感激信陵君的知遇之恩,而词人的信陵君不知道在哪里呢,这正是全篇反复咏叹的真实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鼎立,列国纷争。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渐渐深刻地启悟了各国君主:诸侯国之间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于是各诸侯国集思广议,延揽人才, “士”的阶层日益扩大, “士”的地位日益提高,终于形成了“百家争鸣”和“处士横议”的局面。不无遗憾的是,这段充满浪漫色彩的时代早已成为后人企慕怀念的历史而一去不复返了。词人为此深感悲哀,于是用“席帽”“荒台”“细雨”等物象,渲染出一个凄凉荒索的境界,自伤不逢其时,不得其主,从而表达了对于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作者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
陆机在《文赋》中用他的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主要包括:
(1)“情因物感,文以情生”。《文赋》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在艺术想象过程中,许多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情、理、物象,文辞纷至沓来,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愈加清晰鲜明。在这过程中,作者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2)“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认为在构思阶段,则“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情骛八极,公游成仞”,“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沉入艺术想象过程中。
(3)“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文赋》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指出艺术创作成就的取得同“应感之会,通塞之纪。即灵感问题有密切关系。认为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特征。
(4)“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文赋》在艺术风格上,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讲求形式美的新时尚。
(5)《文赋》将文体区分为十种,简明概述了各体的特征。可以说,《文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
《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