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句用“东风吹落战尘沙”隐喻宋室灭亡；次句以“梦想西湖处士家”，借林逋的故事暗写故国之思；第三句一个“恐”字，表达作者内心的担忧，而“江南春意减”则暗叹江南备受摧残；第四句点明作诗的深意与梅无关。全诗以观梅而有感，而引发联想，但全文的主旨都与眼前盛开的梅花无关，这样言此物写彼物的手法，让情感更加深厚而沉重，曲折中见深意。
东风骀荡，摇枝拂叶，吹去了蒙在梅花上面的尘沙，花蕊花瓣，一概显露出清新的面庞。如此雅洁怡人的氛围，本该令游人陶醉，而诗人却偏要将这沙尘，想像为战火中的尘埃，因为，他从眼前的梅花联想到另外一个梅花的世界。那里刚刚经受了战火的摧残，那里曾经是西湖处士的隐居之地，那里曾是他的希望，那里是他醒里梦里都不曾忘却过的宋国京城。此诗作者虽然从未做过宋朝的臣民，但是，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汉族人的宋都对于他始终是富于诱惑力的，这里的一个“梦”字，足以表白他那种朝思暮想的痴情。
想起江南之后，诗人的感情立刻变得细腻，语气也委婉起来。他担心江南的梅花大概不会如此鲜艳，江南的春景必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对于蒙元初入中原的残酷洗劫，诗人耳闻目睹，记忆犹新，他担心那“大乱凡数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武强尉孙君墓铭》）的惨状是否会在江南重现，所以，他在末句中直率地说出，他的《观梅有感》其实并非为梅花着想。他也许曾经憧憬过林逋所处的时代及其环境，同样身为隐士，一个伴梅饲鹤，受到皇帝的褒奖；一个却生活在异族统治者的铁蹄之下，而如今，那样一块圣地也许永久地消失了，他不能不为自己，也为所有的汉人痛心疾首。
此诗短小精悍，音节铿锵，读来朗朗上口。全篇未用任何典故，照样发人深省，意味深长。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深沉的意蕴，完全得益于象征的手法。不过，象征毕竟太含蓄，太沉闷，难以容纳诗人全部的思想和愤恨，因此诗的结尾处又否定了象征手法。“此心元不为梅花”一句，实打实地透露出作者的真实感慨，犹如阴云郁积很久之后的一声闷雷，虽然沉闷了些，总算给人以希望，为全诗抹上了一道亮光。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全词表现的是作者的家国之思。以“十年”开头，突出地显示出时间的悠长。词人将这悠长的时间背景与一双泪巴巴的愁眼迭印到一块，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动人心魂的复合意象。古人有“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的名言，在这里，词人正是将他无限的愁怨与忧伤借这“阿睹”传达出来。使词作劈空而起，先声夺人，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今日思家”二句，解释十年愁眼不开的原因。“今日思家，明日思家”，则是十年来天天思家，却天天没有回去的希望。词人被这旷日累年、遥遥无期的乡思所折磨，愁苦之极，彻夜无眠，抬头所见，唯有“一团燕月”而已。常言道“月是故乡明”，词人特别点明是“燕月”，意在强调自己身在异乡异国的事实。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由月而念及故乡；苏轼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由月的运行而写出人的不眠。这首词写月，实兼以上二家之长，而一个“燕”字对渲染身居异乡敌国的凄伤情怀尤其有力。
一团明晃晃的燕月已使词人愁上加愁。楼上、塞上却又传来阵阵胡笳声，真是“那堪更听边城角。边城角，又添烦恼，又添萧索”（《忆秦娥·风声恶》）。月是“燕”月，笳是“胡”笳，不眠之夜的所见所闻，都莫不勾起词人国破家亡、离乡别土的痛苦，将他的愁怨之情推向极限。
上片前三句，从总体背景落笔，写十年间悠长的愁思；后三句从细节入手，写不眠之夜的痛苦。前者有如电影中的推镜头，展现的是时间流逝中的乡思之情；后者又象一个特写镜头，展现的是时间片断上的乡思之情。二者同古文中的互文手法一样，说明词人十年来夜夜不眠，时时对月，时时听胡笳。而燕月亏了又盈，胡笳天天如故，家国之思的痛苦却一天天在增加，如重山累迭，无穷无数，无尽无期。
下片从“思家”转为怀人，先回忆离家时的情景。“流霞”泛指美酒。“玉人”不详确指，《忆秦娥》词中也有“玉人何处教吹箫，十年不见心如焦”句，当是实有其人。
当初离别之时，“玉人”杯酒相劝，因为词人此去实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但遭此国难，他自知美酒的麻醉不足以解除心头的哀伤，所以只是与她默默相对，借着不成曲调的琵琶来抒发不堪言说的断肠意。“一从别后”便只有愁眼对月，枉自思念，正如《望江南》词中所说的“客心愁破正思家，南北各天涯”。归期未卜，相见无日，词人愁断肝肠。
思念之极，终于想到寄上一枝梅花，以慰其孤凄之心，以表自己的思念之苦。然而一转念，却又是“莫寄梅花”，一则故国早已物是人非，梅花寄往何处，自己茫然不知；再则“彩笺难寄，水远山遥”（《忆秦娥·马萧萧》），纵然知道寄往何处，又如何能寄去，何况即使寄到了，也只能为她增添愁闷和担忧，有何益处。这两句词，以平浅的语言将词人那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细腻，实是心理描写的妙笔。
全词抒写的虽是思家之情、怀人之意，却无不染上国破家亡的痛苦色彩。从那一双“愁眼”中，从那“弦弦掩抑”的“琶琵”声里，是不难体会到的。也正因为这样，词人的乡思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更能打动人心。
此词是北宋最早的小令之一，也是作者唯一传世的词作。这首词是王禹偁任长州知州时的作品。
起首一句“雨恨云愁”，借景抒情，借情写景。云、雨并无喜怒哀乐，但词人觉得，那江南的雨，绵绵不尽，分明是恨意难消；那灰色的云块，层层堆积，分明是郁积着愁闷。即使是这弥漫着恨和愁的云雨之中，江南的景色，依旧是美丽的。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写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王禹偁用“依旧”二字，表明自己是仅承旧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上片煞拍写的是：蒙蒙的雨幕中，村落渔市点缀湖边水畔；一缕淡淡的炊烟，从村落上空袅袅升起；水天相连的远处，一行大雁，首尾相连，款款而飞。但如此佳丽的景色，却未能使词人欢快愉悦，因为“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古人心目中，由飞鸿引起的感想有许多。如“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这里，词人遥见冲天远去的大雁，触发的是“平生事”的联想，想到了男儿一生的事业。王禹偁中进士后，只当了长洲知县。这小小的芝麻官，无法实现他胸中的大志，于是他恨无知音，愁无双翼，不能像“征鸿”一样展翅高飞。最后，王词将“平生事”凝聚对“天际征鸿”的睇视之中，显得含蓄深沉，言而不尽。
这首词艺术风格上一改宋初小令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的格局，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面目。词中交替运用比拟手法和衬托手法，层层深入，含吐不露，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饰，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从思想内容看，此词对于改变北宋初年词坛上流行的“秉笔多艳冶”的风气起了重要作用，为词境的开拓作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