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开篇就充满传奇色彩温情脉脉作者从记述左光斗与年轻书生史可法的偶遇写起：时任京畿学政的左光斗，风雪严寒之日，微服出行进入一座古寺，看见一个书生正在厢房伏案睡觉；左光斗阅读了书生的文章草稿，就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给书生盖上，又给关上门……既形象表现了左光斗的“伯乐”精神：求贤若渴，善于发现人才，赏识人才，爱护人才，又为下文史可法不忘师恩，不违师训作伏笔。
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及左公下厂狱”，一笔带过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而蒙冤入东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道出史可法对老师的深切关注，这一短句，墨如金，剪裁得当。“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可法再也无法忍耐，只得“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对狱卒啖之以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得以乔装成“除不洁者”潜入门禁森严的监牢。突出表现左光斗的舍生命、为大义、刚强不屈的崇高品格，则是浓墨重彩，活灵活现：只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令人不难想象左光斗在东厂狱中遭受何等非人的酷刑！一个“倚”，一个“坐”两个动词，活现了左光斗的“一息尚存，决不屈服”的精神。左光斗被折磨得“面额焦烂不可辨”，“目不可开”，但当他听出史可法的声音时，竟然奋臂用手指拨开眼眶，目光如炬：这一事迹，典型地表现了左光斗的坚强毅力和顽强斗志！对前来探监的史可法的不仅有一番“怒曰”：“不识大体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而你还到这里来！国家之事糜烂到如此地步，老夫此身已经罢了，你要还这样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还不赶快离去，难道等着奸人编造罪名来陷害你？我现在就扑杀你！”，而且有“过激举动”：“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如此神情激愤，言辞严厉，慷慨激昂既体现了对逆阉的仇恨，更体现了对寄予殷切厚望的学生的挚爱——爱之深，责之切！左光斗的良苦用心是通过这样的“当头棒喝”，让史可法不要感情用事，要清醒地认识目前国家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要以天下为己任、当国家的“中流砥柱”！一位受尽酷刑、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读此，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真催人潸然泪下！大义凛然的人物形象，顶天立地！史可法的切身感受凝聚为一句“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有力地彰显了左光斗的耿耿丹心、铮铮铁骨！这里，既与第一段中“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相呼应，又为第三段表现史可法忠于国事职守作铺垫。
第三段主要以一个细节——”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表现史可法治军的勤于职守和身先士卒。这正是得益于左光斗老师的言传身教。“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史可法的这句心里话就是明证。第四段简叙史可法在带兵期间，凡到桐城，必定亲自到左公第，问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表明史可法尊师如父、对恩师永志不忘的深情厚谊。这些，不仅表现了史可法的爱国精神和尊师情操，更是从侧面衬托他的恩师左光斗的人物形象。左公确有知人之明，对史可法确实是没有“看走眼”；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恩师言传身教的结果！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此词采用白描的手法，以直抒胸臆的方式，通过对“待月”的过程与当时心理变化的描绘，刻画出作者不可一世的霸主形象，形象地传达了他横厉恣肆的胸怀。
上片起处采用苏轼《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和李白《北风行》两首词中“停杯”、“停歌”的句式，描绘了作者等待月亮升起时的焦灼、急迫心态。而第二句的“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则点出了由于“片云遮月”，使得“待月”的愿望落空，由此造成作者的愤怒之感油然而生，下片则具体描绘作者的愤怒与奋争。上下片用因果关系串联，使之衔接紧密，行文颇具内在的逻辑张力。
下片起句“髯虬捻断，星眸睁裂”，极尽其夸张能事，用两个过激的动作表现，衬托出作者当时心情的起伏不平，描绘了一个“怒发冲冠”的愤怒形象。而“唯恨”两字，又直白地道出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愤懑，语气咄咄逼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跟随着词句，想象出人物当时的情景，如身临其境，从而很好地完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而最末“一挥截断紫云腰”句，尽显其英勇豪迈气概，一股气吞山河的雄霸之气跃然纸上。
综观全篇，作者以自己待月心情的从渴望到失望，再转而为愤怒的过程为经，以时间的变化线索为纬，交织成一幅“霸主待月”的图景，“由小见大”，烘托出作者的雄谋大志，其势锐不可当。
这首词的显著特色，在于铲尽浮词，直抒本色。就语言来说，它语语本色、自然，不着色相，不落言诠，毫无词中惯见的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陈腐气，更无充斥词坛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脂粉气。就格调来说，它豪横骏爽，剑拔弩张，桀骜之气溢于辞表，与旖旎作态、扑朔迷离的所谓传统格调是绝缘的。这一点，在词的下片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艺苑雌黄》说它“俚而实豪”，完颜亮的词，现存四首，大都有这种横空出世的气概。这首词的直抒本色，还表现在它自然地、真实地写出了作者自己的真面目、真性情。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古诗云：‘识曲听其真。’真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强，观稼轩词知为豪杰，观白石词知为才人。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词品之高低，当于此辨之。”完颜亮的这首词，也同样是真性情的流露，观其词则知其为强横而进取的霸星。他“为人傈急，多猜忌，残忍任数”，“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强慭慭，有不为人下之意”。他在为藩王时，就久怀谋位之心，曾有题扇诗曰“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又有述怀诗曰“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终以利剑弑熙宗完颜亶而自立。得志之后，又蓄谋侵宋。《鹤林玉露》说：柳永《望海潮》咏钱塘之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他曾使画工图临安（杭州）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并题诗其上，有“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句。这首《鹊桥仙》，均与同格调、同气魄，自然而真实地流露了作者的强横而进取的真形象、真性情。“停杯”、“停歌”云云，已给人以箭在弦上引而待发之感，隐含一股威慑之力；“虬髯”“捻”而至“断”，“星眸”“睁”而至“裂”，其沉雄剽悍的形象性格已和盘托出；“唯恨剑锋不快”，益见其横狠；“一挥”两句，更如骄马弄环，千里之志，一望而知。文学作品，贵真实，贵自然。这在词中却是比较难以做到的，而完颜亮的这首《鹊桥仙》，却能兼而有之，这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