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太宗十一年（1239），元好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秀容（今山西沂县）。其时金朝已亡，生母张氏已久故，“外家”人物零落殆尽。《人月圆》小令即作于此时。
同题的第一首：“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表达了“卜居”东园后屏隔红尘、醉度余生的感受。诗人显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于是一连串寓意深沉的典故，便替代了作者的自白，成为这第二首曲子的特殊的景观。
先看一、二句。“玄都观里桃千树”，注释中已说过，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成句。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春，由朗州贬所召回京城，见京城人争相去玄都观赏花，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于是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正是他离京十年、旧地重回的感受。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京城重游玄都观，此时已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再游玄都观》）了。元好问将自己二十余年才得重返的家乡秀容，比作刘禹锡所契阔的玄都观，借用的虽是刘诗的原句，“花落水空流”的景象却是惨痛百倍了。
“清泾浊渭，去马来牛”用杜诗，杜诗原意是写大雨滂沱中河水的印象，“去马来牛”化用《庄子·秋水》“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之意。作者将其从杜诗中游离出来，便与原解无关，而纯粹带上了世事纷纭、是非扰杂的象征意义。江山易主，故里非昔，对于“红尘”中的时世，“莫问”二字含有多少隐痛啊！
六、七二句的“谢公”、“羊昙”，是联为一义的典故。史载谢安晚年受到司马道子的排挤，离开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出镇广陵。太元十年（385），谢安扶病还京，经过西州门，对左右说：“吾病殆不起乎！”不久果然病逝。他的外甥羊昙素受谢安恩重，从此悲戚辍乐，不忍心再行经西州门。后来因为喝醉了酒，误入这一禁区，发现时已经过晚。他日诵曹植《箜篌引》的诗句，恸哭而去。元好问既以谢安的“扶病”借喻自己重回故园的衰残，又以羊昙的“挥涕”来代表自己对外家人物殁亡的哀悼，所谓“一醉都休”，不过是强行自我麻醉而已。
至于末二句的“生存华屋，零落山丘”，则正是羊昙所诵曹植诗句的内容。这是对“一醉都休”的事实上的否定。“生存”与“卜居”又建立了想象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扣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见到这首不长的小令，全篇蕴涵着作者极为丰富的述意：刘郎去后重来，犹见“玄都观里桃千树”，而如今连片花也没有，说明诗人所重见的故乡，面目全非；“清泾浊渭，去马来牛”，非不可辨，作者却“凭君莫问”，不愿意再细详世事，显示了国变之后的万念俱灰；羊昙恸哭谢安的存殁深情，作者宁可付之醉忘，反映了“旧家人物今谁在”（作者《东园晚眺》句）的严酷事实；而“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引曹植诗句，作为古今至理，则是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深沉慨叹。全曲通过一系列典故和前人成句的化用，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痛，及“卜居外家东园”而苟延残生的沉重心情。
这首小令典重蕴深，带有较重的词味。这一来是因为“人月圆”本属词牌，后因合于北曲宫调的缘故才转为小曲；二来是由于散曲初创时期，词、曲界限并无明显分野。日后的散曲也用典故或引前人诗句，但援例和用意都要显豁得多。
贺知章在长安做了国子学四门博士后，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博学多闻、潇洒倜傥的永兴才子，姑表兄弟陆象先最喜与知章说天道地，写诗品文，甚至一日不见，便觉鄙吝之感顿生。时有苏州人顾况者，在京城以机敏善变著称，他们两人说的话南方口音都很重，但北方人倒很爱听。一批朝臣在背后嘲笑道，他们是“南金复生中土”。意思是他们虽长于南方，在南方并不算怎么样，而在北方这样的环境里，倒是发出了金子那样的光彩！有人把此话传给贺知章和顾况听，于是两人先后作诗“回敬”他们，老老实实地讲道理、摆事实，使他们口服心服。贺知章的诗就叫《答朝士》。
“钑镂银盘”指贵族使用的饰有金质的银盘。“蛤蜊”是一种海鲜，河里面也有。上品出自浙江明州和越州，明州的蛤蜊在唐代是贡品，每年派人运送至京师长安。贺知章年青时常在家乡的埭上河中摸蛤蜊吃，味极鲜美。“镜湖”即今绍兴鉴湖，以大禹在会稽山下铸镜的传说而得名。“莼菜”是生长在南方水乡一种味佳质鲜的水生食物，鉴湖和湘湖都养植莼菜，有的用作贡品。据说唐代时把镜湖的莼菜根熬制成汤羹，作为一道名菜用在酒宴上。这两句的意思是：镂金的银盘中盛着哈蜊，簋中盛着莼菜根熬的汤，所以看上去“乱如丝”，唐代长安的官员喜食这种菜汤。（“簋”是一种古人盛食物的汤和盆，一种器具，可译作“碗”）
“乡曲近来佳此味”，是指“东南一曲”的吴越地方，今特别看好哈蜊与莼菜，以为佳肴，并为下句作好铺垫。接着便是“遮渠不道是吴儿”。“吴儿”泛指南方人。贺知章就是吴中四士之一，亦是吴儿。“遮渠”是指北方人，“渠水”在江北的射阳县，另一在郑县之巴岭。“不道”是为什么不说之意。最后两句的意思是：现流行于北方长安的这些佳肴，你们为什么不说是来自吴越，而在别的地方专对南方人故意挑剔呢？贺知章的话比较温和，而顾况则尖锐多了。他作诗写道：“钑镂银盘盛炒鰕，镜湖芰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诗中的“鰕”指的是南方的斑纹鱼，“爷”是长辈的意思。最后两句是说：“咱们南方人到了北方，娶了个北方老婆，生了个北方儿子，最后南方人不就都成了北方人的爹了么！”顾况也是一个著名作家，他写这诗也许是生气了。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