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应制的七言歌行，记述武后访问龙门之事。史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此诗的几个词语需要解释。“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因此也就是帝王之道。“鼎”是王朝正统的象征。“瑶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欢宴的地方，这里暗示过度奢侈或纵欲的要求。
宋之问赞美武后的出游，用了许多较早的京城歌行的技巧，但他将夸张的描写诗句连接成近于叙述的形式，显得更加复杂。七世纪七十年代的京城诗人从京城赋中借来结构，以某种讽喻或否定的反应修饰他们对声色之美的赞扬。这种结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诗人仍然需要以某种道德评论结束诗篇，所以宋之问在结尾赞美了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及道德力量。
这首诗不时出现宫廷宴会诗的惯例。最先出现的两句七言诗（第五、六句）不对偶，但是随着诗人开始描写风景，各联诗就完美地相配了。诗人也未放弃宴会结束的长段描写，落日和淹留的快乐都写得与宴会诗一样得体。这种华美的描写风格一定曾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杜甫在安禄山叛乱后，回忆唐朝失去的繁盛时，常常哀伤地模仿这种宫廷描写风格。
全诗起句点出在历代众多的画家中，最为推许惠崇，为下文蓄势。接着十二句正面写画，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前八句实写画面景色；后四句则虚写惠崇的精湛技艺。下面八句为衬笔，以画家巨然和崔白的画从侧面烘托、陪衬。后四句以感慨三位画家的遭际而收结，结尾两句感叹时人只重金钱不重艺术，因而借口今人的画不如古人，从批评中称扬了三位画家的艺术成就。这首古体诗结构严谨，手法迭变，意脉连贯而运笔自如。诗分共为四段。
第一段六句，写画面。起首两句，正面点出惠崇的地位，说惠崇的成就在众多的画家中十分突出。在正点中诗又不忘旁引，用“吾最许”三字作衬语，转入“旱云”句，开始描写所题画的画面，具体写时，又欲擒故纵，仍把“旱云”句作引，说六月里天气炎热，但看到这画，使人仿佛站在水边，顿生凉意。
“黄芦”二句具体写画面上是一片黄芦摇曳，白色的芦花覆盖在沙滩上，一对对凫雁静静地依偎着。诗在写画时，时刻不离观画的人，写得盘桓曲折，色彩层次都很鲜明。“移我翛然堕洲渚”一句，既写画技又带画面，同时指出画中景色能使人深深投入，移人性情，这也就是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的意思。
“往时所历今在眼”起八句为第二段，写观画的感受。先由上面画中的水边景象，唤起诗人对昔日游历的回忆，过渡得十分自然。诗说，画使他想起这么个场景：水边沙平，在沉沉暮霭中，渔船停泊着，依稀可见船上挂着渔网，渔民们斜靠着进入梦乡，鼾声宛如咿轧的橹声。通过回忆，诗人以自己的理解阐述了画家的笔情墨意。这样一转折，由画面似真，延伸到真实如画，换了个角度来把画面写深写透。此下，诗又倒回，接第一段直接作评论，出人意表。“变寒暑”三字是对画的高度概括，说惠崇的画能使看画人全身心投入画境，在暑天能因见到冷景而生寒意，呼应前“移我翛然堕洲渚”句。
诗写到这里，既有正面的描写，又有自己的感受及对画的评论，似乎话已说完，但诗人意犹未尽，又接“金坡巨然山数堵”八句，转向旁写。先说巨然描绘的山仅仅是粉墨藻绘，比上不惠崇，这两句是一衬；又描绘崔白所画的花卉虫鸟，栩栩如生，六句作一衬。此部分用了大量传神的笔墨来突出崔白的技艺，尤以“流莺探枝婉欲语，蜜蜂掇蕊随翅股”二句细微生动。先故设难局，然后以“一时二子”四句作双收，力挽千钧，点明赞赏崔白正是写惠崇，感叹崔白、惠崇身世飘零，不为世人所重，对此表示不平。这样收煞，前后兼顾，严密遒劲。
全诗基本采用叙事性的语言，成功运用散文章法组织，使得全诗结构谨严，层次分明。
此诗是借对山居气候景物的描写，反映诗人恬澹自适的心境，而以早秋为一篇着色重点。
秋天刚到，山家便觉爽气袭人。报晴的霜讯，也从每天凌晨得知，这就是“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的山居气候特征。首联以早寒和霜晴写山居早秋的生活感觉，有空中作画之妙。颔联拈出“树凋窗有日，池满水无声”人们常见的景物，写成妙手偶得的佳句，可见诗人静观事物，善于摄取的艺术本领。即歌德所说：“诗人的本领，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事物中看出引人入胜的侧面。”（《歌德对话录》）前半两联是对山居早秋特有的气候和景物作了客观描写，为下面两联的主观反应作铺衬。交代了气候和景物的变迁，颈联便就眼前户外闻见的动物行动作出主观的判断。“果落”、“ 叶干”都是秋天山中的实景，而从果落可推见到猿过，叶干闻知鹿行，可见这儿山深人少，猿鹿才会从容大胆地昼夜出来觅食，山居环境的寥落寂静，便可了然。用的正是前人“鸟鸣山更幽”的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由此引发居静自乐的闲适心情。尾联抒写在如此幽静绝尘的山林里，诗人手弄素琴，随着琴曲的旋律，满怀的私心杂念完全平静下来，这时透明的心境，伴随户外夜泉的清音，进入一种纯净空明的理想境界，深深领略到早秋山居清心旷怀的恬泊情趣。主观情志和客观自然融为一体，不但净化了诗人的心灵，同时也使读者接受一次山水自然的陶冶。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