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鬼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这首诗赞叹太平寺泉眼的神异、泉水的明净及环境的幽美,表示要在这里卜居,服食修炼,以成正果。全诗可分四段,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运用虚实相生的写法突出了太平寺泉的神奇以及泉水的清与美。
此诗首二句写太平寺的环境,地处高冈,可见不在秦州城内。次二句以根枯衬泉活,岁古显流长。这有如八大山人作画,能于苦涩处见生机,古简处见笔力,细味之始觉其妙。“石间见海眼”,唐人赞山泉古井的神异多谓能通海,当然不一定真通海,这么想这么说,带有神秘感,有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天畔萦水府”,见泉眼在寺旁地势较高处。接着写泉眼的神异。“青白”四句写得的确很美,这不是因为对“青白二小蛇”刻画得如何典型,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这是两条龙的化身。这想象是美的。通过这美的想象,不仅写出了泉眼清澈、蛇游气冒的实景,展现了“潜虬媚幽姿”(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意境,也藉以一舒胸中抑郁之气。“山头”四句谓山地多石,凿井为难,幸有此味美色清的泉水供十方僧众饮用。“北风”二句写实景平平,“明涵”二句写倒影绝妙。泉水明净,客衣可鉴;涟漪荡影,野趣宜人。山泉既如此可羡,这就难怪诗人动卜居之念、生羽化之想了:“何当宅下流,馀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
诗人在秋夜行舟于耒阳溪上。清幽的溪山景色,触动诗人的情怀,由此产生淡淡的旅愁。与《浈阳峡》相比较,诗人更着意融情入景。全诗几乎句句写景,结尾才以一个“愁”字,画龙点睛般点出题旨。但诗中的明月、溪声、岚气、霜华、猿啼,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愁情。可以说,情与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构成清幽的意境。张九龄这几首山水诗,写景状物精细工丽,侧重于客观的刻画,由景物触发的情思没有借直接倾诉和议论表达,而是融情于景。情景契合,在艺术技巧上,受谢灵运影响的痕迹较重,显示了六朝山水诗向盛唐山水诗过渡的迹象。
从写景的角度来看,这首《耒阳溪夜行》,体现了陶渊明对张九龄的影响。张九龄一生积极入世,他没有田园隐居的闲情逸致。但他却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对景物的描绘求神似而不拘泥形似,重意轻象、尚浑整不尚工细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它们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这首诗对明月、岭树、溪声、岚气、霜华,猿声的描绘,只以简练的笔触,轻淡地点染,并未作具体、细致、逼真的刻画,色彩也是淡淡的,却产生了高度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