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吴伟业的诗风富丽绵密,词也写得秾丽密致,而这首却疏淡潇洒,风格情调不同一般。这首诗的上片从步向山村人家的沿途所见写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一一描绘了山家的幽静环境,主人的身份、情趣不言自明;下片集中描绘山家主人的生活情调,种柳浇瓜,摘橘采茶,真是闲云野鹤式的自在逍遥,表现出作者对山家主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之情。全词写景叙事结合,描写富有层次,语言朴素明净,如话家常,亲切有味。
上阙首句“村坞云遮”,写村落在云遮雾绕中隐约可见,暗写山家所居环山的特点,开头自然平实。接下来两句为近前所见之景:青碧的藤蔓缠绕着老树,翠绿的修竹与白沙相映。渐行渐近,又见一幢房屋临溪傍石而立,一条铺满青苔的小径顺着篱笆延伸。“苍藤老干”,说明村落的古朴僻远。“明沙”“溪堂”“苔径”,点出山家所居近水和环境清幽的特点。以上几句纯用白描,朴拙淡雅,生动地描绘了山家四周的环境与景物。自“文沙几”以下,则为山家室中所见:文沙制成的几案,窗虽小也饰有柔纱。“文沙几”与下片的“瘿尊”呼应,说明虽是山家,却也讲究,所居之人当是闲雅之士,绝非一般山民。“是好事人家”的“好事”,谓热心助人。接下来“启北扉”三句,便写“好事人家”热情待客的情形:先打开朝北的门,移过坐床让客人安坐,可见门外傲霜凌雪的繁茂梅花,进一步衬托山家主人洒脱出尘的品格。上片由远及近,由外而内,步移景换,以写景为主。描写很有层次,可见徐步石径,往访山家,陶醉于身边画境的作者形象。
下阙以叙事为主,上承“是好事人家”,写山翁待客。“衰翁健饭堪夸”,写山家主人年虽老饭量却好,因而身体强健令人夸赞。“衰翁”,足见年事之高;“健饭”,足见食量之大。二者相对,述以“堪夸”,意趣盎然。“把瘿尊茗碗,高话桑麻”,脱胎于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写山家衰翁好客而健谈,与客人边喝茶饮酒,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农事。着一“高”字,顿使衰翁神采飞扬。“穿池”以下是“高话桑麻”的具体内容:在池边开沟,栽上柳树,引水入田,浇灌瓜园。字字句句皆为农家话语,但自耕自乐陶然而居的情态、心态却蕴蓄其中。这两句写得活泼轻松,更让人羡慕隐逸生活的闲适。“霜后橘、雨前茶”则表达山家所获的喜悦,橘经霜后味更甜美,谷雨前采摘之茶尤为滋润。“这风味清佳”的赞语脱口而出,散句入词,朴实自然,山家衰翁怡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末两句说去年自己耕种的土地收成极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舒心安稳的日子了。词在山家所居衰翁的侃侃而谈中结束,尽管词人没有对山家生活发表议论,但山家的环境和气氛,衰翁的健谈和安乐,使得词人羡慕并向往。
此词既写出了山家的闲适逸趣,又表明了衰翁的旷达心境。全词语言浅显平易,颇近口语,且词句紧扣“山家”,不乏警句。写景叙事结合,意象显豁明朗,意境深婉含蓄。写景,皆历历可见;叙事,亦可使人如临其境,足见作者写实的功夫。而这首词意趣却多在词外,歌咏山家,向往山家,实际上是为表明作者不忘故国,不事新朝,埋头学问,纵情山水的心迹的。
开篇破题,并点明时间,写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最先所见之景;三、四句写远景,写君山之小与君山树木的葱茏,都是望中所见;五、六句写诗人从遐想中醒来,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结尾两句,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并且直抒感情,以情结景。全诗以白描的手法,写君山的景色,化人我于一体,熔古今于一炉,通俗而又深沉,清新而又自然。
“洞庭无烟晚风定,春水平铺如练净”两句总写登楼望湖所见景象,这是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所获得的第一眼印象。“无烟”二字含蕴丰富,既写出湖面的空明澄碧,又暗指虽是傍晚登楼,但因无雾,视线很好,为望君山做好了铺垫。
“君山一点望中青,湘女梳头对明镜”二句则具体写望君山。“一点”,既是视觉的直感,也起了衬托作用,突出了湖的广阔浩森,因而楼上望山,不过“一点”而已。“青”字则写出了山的生气,暗应上句的“春”字。
“镜里芙蓉夜不收,水光山色两悠悠。”二句紧扣上句写湖光山色相映,开阔渺远,悠悠无限。既写湖山之景,也写诗人登楼纵望之时,悠悠不尽之情。诗人从遐想中醒来,愁思渺邈,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此二句之写景也为下两句直抒情怀打下基础。
最后,全诗用“直教流下春江去,消得巴陵万古愁”作结,诗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由写景转入抒情。这两句含蕴丰富,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君山、岳阳,是长江水流出洞庭的湖口,因而,“流下春江去”是写实,但作者却以水喻愁,巧妙化用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诗意,将自己的身世感慨,思乡之念融入诗中,使诗情由清淡而浓烈、深沉、激愤,表现出更丰富深广的主题。
此诗为登临观景之作,描写的主线随活动顺序渐次展开:由登楼望湖,由湖及山,转而山光水色综写,最后以抒情作结。线条清晰,层次分明。诗境空阔疏淡,语言清丽流畅,表现出明初诗风的一些特点。